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演化趋势难控制、爆发周期难预测、产生危害难消除等特征。文章从基础逻辑、行动逻辑和结果逻辑三个方面阐述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理路,指出存在政府应对不精准、社会参与不充分和网民参与不积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网民的角度提出强化政府主导、提升社会协同、完善网民参与等优化路径,旨在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实效。     

委员工作室：基层治理中的“连接”与“团结”——以湖南政协委员工作室为例

“委员工作室”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至逐步壮大的过程，是强化委员与界别群众联系的桥梁、是人民政协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的网络结点，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协调相衔接提供了新的可能。湖南的“委员工作室”建设实现了立足基层与联通上层紧密结合、线上拓展与线下延伸双向发力、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为统一战线各领域增进连接、加强团结、参与治理提供了示范。     

论网络政治参与治理与调适的推进路径和基本原则

网络政治参与本身是利弊兼备，喜忧参半的。应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解决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导致的参与危机问题，就必须对其实施必要的治理与调适。科学设定网络政治参与的推进路径，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软件”，抓制度环境建设；一手抓“硬件”，抓网络平台和政府信息化建设。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综合治理相结合，依法治理与和谐调适相结合，以人为本与保障合法参与相结合，适度参与与有序参与相结合，文化整合与道德规范相结合，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提供全面保证。     

综合治理视角下网络社会组织建设研究——以上海网络治理实践为例

从权威管理走向综合治理是我国网络治理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下,网络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作用不可或缺。当前网络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和企业资质认定、搭建治理平台等方式参与治理,仍然面临角色冲突、自律机制不健全等内部困境和法律制度与机制不健全、治理职责不清、信息交流机制不健全等外部限制,实质上是网络社会治理场域的管理对象而非治理主体。为此,应当从网络社会组织、政府、法律三方面共同努力,提升网络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渠道,使其真正成为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涉藏网络舆情治理策略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已成为党和政府与美西方反华势力、达赖集团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殊战场”，党和国家对网络舆情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命题。涉藏网络舆情治理既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又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息息相关。通过对涉藏网络舆情在新时代呈现出的“三个突破”新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从转变治理理念、健全治理机制和提高宣传引导水平三方面提出新时代涉藏网络舆情治理策略。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网络政治参与的局限及其治理策略选择

网络政治参与的迅速崛起，一方面促进了网民自身政治技能与意识的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行为的优化。但这些网络参与活动并不完全具有正向价值，在其发展中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有的甚至蕴涵着相当大的社会稳定风险。这就要求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部分，采取合适的治理策略，秉持网络开放、多边参与、上下互动的运作机制。     

浅谈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引导问题

当前网络已经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面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关注点从注重个体利益转向群体利益、看重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速度和态度、更易受舆论领袖影响等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可以从确立引导目标并实施分层管理、政府主动介入提高网络互动的有效性、重视并培养青年“舆论领袖”做好同伴教育三个方面入手，引导青年有序地参与网络政治。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青岛市政府为例

本文以青岛市政府治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多样化民考官机制”、“李沧区社区协调理事会”、“莱西市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董家口港建设模式”四个案例,从经济、政治、社会整合、文化构建四个方面分析了青岛市政府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实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政府效能,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培育公民社会,调动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依托先进信息技术,积极倡导新型行政文化.     

基于电子政务的网络舆情危机治理

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同时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已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发生的危机,最适合在网络虚拟空间里解决。电子政务视角下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模式表明,构建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研判机制、健全基于网络平台的危机舆情公关机制、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虚拟社会的治理能力,为构建网上网下和谐舆论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研究

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是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难关”。本文在对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法制建设上的不健全、媒体平台权力分配上的失调、公众对网络舆情判断力较弱、宗教组织在应对上缺乏主动性以及政府部门在介入过程中效率不高等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一是提高宗教网络舆情法规的可操作性;二是强化主流媒体的舆情引导能力;三是推动大众参与维护舆论的理性平衡;四是引导宗教组织增强舆情应对的主动性;五是提升政府宗教网络舆情综合治理能力。     

我国网络亚文化景观的不良倾向及其治理研究

网络亚文化是我国网络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网络文化生态的健康与否。以“表情包文化”“丧文化”“饭圈文化”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泛娱乐化、价值虚无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等不良倾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加强网络亚文化景观不良倾向治理，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加强思想引领，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二是多主体协同，打造网络亚文化治理共同体，形成治理合力；三是手段革新，从冲突管理到协调治理，实现文化破壁。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基于博弈论和“搭便车”视角的分析

作为效率损失的重要表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存在着“行政不作为”等社会现象。从这些现象入手，通过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引入“搭便车”分析工具，旨在揭示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和制度诱因。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存在着三种发生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扭曲诱发了“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纵向事权配置诱发了参与人数的增减；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诱发了均衡状态的变化。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和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策略，应立足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优化事权配置和设定责任分割机制。     

当代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困境及对策

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虚拟社会以其虚拟性、自控性、社群性和自由性，表现出与现实社会的差异，其双重作用尤其明显。目前，我国网络虚拟社会管理中，存在着网络安全问题严重、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不健全、网络管理体制机制滞后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一是重在预防，创新管理机制：二是加强引导，占领思想高地：三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构建良性互动机制。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机制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前沿,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实践参与式治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民主化。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地方政府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独立的决策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决策主体多元参与、第三方参与决策评价标准制定、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探讨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与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网络舆情与引导机制研究

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兴起,考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意吸纳能力等社会治理能力。而且,网络民意有时表现为无序和非理性,这就给政府管理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本文对网络舆情的特点、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进行研究、探索。     

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机制研究

涉政网络事件的发生印证了大众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同时也对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使对逐渐常态化的涉政网络事件进行治理成为政府、媒体、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涉政网络事件不同于一般网络事件,它总是伴随着公权力而发生,不断地挑战公权力的权威性,因而对社会影响的波及面更广。对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应跳出"中心—边缘"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维局限,实现治理价值取向从平息个体事件、化解具体冲突转化为缓解根植于其本源的结构性矛盾。为此,须构建国家—媒体—社会三方协同的治理机制。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沉浸式动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以“淄博烧烤”效应为例

“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工作、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之下，要将党的组织优势、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沉浸式动员”融合了新时代的特色和基层动员的优势，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淄博作为一个普通地级市，凭借“淄博烧烤”突围出圈，经历了网络引爆、热度持续和稳定发力三个阶段，城市数据呈现出流量级增长，给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出了党政力量营销、网络传播激活、集体主义动员、营商环境反应4个维度的“沉浸式动员”路径，从设置议题场景、借助媒体生态、调动公众情绪、提升服务能力4个方面回应了党建引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