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特征

在公民社会的选择性政策参与取向、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和制度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非均衡"特征比较凸显: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范围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影响政策过程的方式选择不均衡;影响政策过程的效能不均衡。这种非均衡特征的存在,不但会影响公民社会政策认同功能的提升,而且易破坏政策过程民主化的进程。但在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均与国家主动让渡的空间密切相关的生发逻辑下,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日臻成熟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日渐深入,以上影响因素都将随着国家与社会间合作共赢关系的逐渐形成而被破解。由此,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基本趋向。     

试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先导作用,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驱动力。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对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是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实践载体。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德意识,有利于加强公民的环境意识,有利于促进公民的责任意识。     

非均衡性: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特征

在公民社会的选择性政策参与取向、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和制度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非均衡"特征比较凸显: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范围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影响政策过程的方式选择不均衡;影响政策过程的效能不均衡.这种非均衡特征的存在,不但会影响公民社会政策认同功能的提升,而且易破坏政策过程民主化的进程.但在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均与国家主动让渡的空间密切相关的生发逻辑下,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日臻成熟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日渐深入.以上影响因素都将随着国家与社会间合作共赢关系的逐渐形成而被破解.由此,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基本趋向.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动因和方式

结合中国实际,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有着强烈的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愿望和要求,政府也有接纳公民社会参与的动机和需要,两方面的结合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基本动因。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辅助执行、受托执行和监督执行三种。当前在这三种方式中辅助执行最为常见,受托执行逐渐增多,监督执行作用日益增大。     

公民意识的生成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公民和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公民意识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进程中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结果,是由臣民变成公民,臣民文化逐步走向公民文化在人的观念中的体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公民意识的生成对于民主体制的健全、法制的完善和宪法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念教育问题

社会变革时期，观念往往先行。如果说观念是松土机的话，科学信念就是方向盘。信念教育及其形成的政治认同是国家建设的关键。而作为后发的中国，面临着内外双重经济和文化压力，其理论建设较之发达国家更具有紧迫性与赶超性，能否形成广泛的政治认同与坚定信念，是后发国家赶超的重要因素。当前的中国，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经济地位大规模的、急剧的重构过程中，不少人对政治体系产生了疏离感，社会共同的归属感和自我规范意识出现了淡化、动摇的现象。     

论转型社会期民众公德伦理与公民意识培养

转型社会期部分民众道德水准下降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市民在公共意识形成和公共生活能力的发挥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公民公德伦理意识欠缺,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公民社会”发育不足;加强以“公民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公民素质的培养,是新的历史时期道德建设的关键,是民众新的德性素养历史性生成的重要保证。     

培育公民社会 推动善治模式的普遍建立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可见,公民社会是实现善治的现实基础;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良好有序的公民社会,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国公民社会缺失原因初探

当前,中国公民社会正逐渐形成,有关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公民社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构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首先要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缺失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的种种原因,我国在历史上、建国后都没有公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基础,因此,构建中国公民社会应该在以上几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清官“吏德”论

中国古代清官的“吏德”,是中国特定文化塑造出来的一种廉政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官“吏德”,主要留存于哲人、明君、贤相、清官的警策语录中,内容比较宽泛,主要有四点：一是清正廉明的勤勉;二是知耻好洁的慎独;三是民胞物与的仁恤;四是正道直行的坚守。学习与继承古代清官的“吏德”,能进一步提升公务员道德素养,改善执政环境,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建趋向及实现路径——从韩德云7次议案及其官方回应谈起

自2006年起,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七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议案,官方对此的回应从"条件尚不成熟,推行存在困难",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适时向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到"着手起草建议稿,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论证",这表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趋向为分阶段分步骤地渐次推进。鉴于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不宜过于缓慢,加快这一制度的构建,则不仅需要国家在立法、信用体系建设、监督机制等方面大力推进,还需要作为申报主体的官员明确自身的角色位置,成为财产申报制度的"推动者"而非"阻挠者"。同时,广大社会公众要摆脱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增强现代公民意识,用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来促成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确立。     

公民社会兴起背景下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兴起,公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逐步增强,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及层次要求也相应地发生巨大变化,它们构成了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外部环境与压力。如何将外部环境的要求与压力内化到政府管理制度及成员的行为规范之中,这是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确立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构建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在政治过程中实现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Public Service Neutrality in Hong Ko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fore 2002, Hong Kong's higher civil servants were required to play the dual role of quasi-ministers and civil servants. In such a context, can we make sense of the claim that Hong Kong's civil service has all along been politically neutral? What role has neutrality played in the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Informed by Kernaghan's model of political neutrality and Oakeshott's idea of civil associ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ublic service should not be regarded solely a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of the government in power.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neutrality of the public service in Hong Kong and argues that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is will help prevent excessive or illegitimate partisan political power.     

“腐败”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廉洁政治的路径探索

腐败的发生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腐败机会三个要素:主观条件在于人性的不完美,客观条件在于(民众)权利向(国家)权力让渡的必要性,腐败机会使腐败由潜在可能变为现实。对于腐败的防治也需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主观因素上,构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个人伦理,并通过"职业责任伦理"将对自我与他者两种责任伦理连接起来;客观因素上,从权力伦理与权力结构两方面对公权力进行规制,通过"权力为权利服务"理念表明权力的工具性地位;机会因素上,杜绝权力介入利益关系的机会,通过"零容忍"和"严惩处"加大腐败成本,设计具有追溯机制和预防机制的良性制度,创造廉洁的社会氛围。     

网络反腐的行动类型、过程及实现机制

从公民行动的角度对网络反腐的内涵进行界定更能凸显网络反腐的实质。根据公民行动的方式、行动所指涉的对象、行动过程,网络反腐可以划分为腐败告知型、腐败挖掘型、集体动员型。三种类型的网络反腐行动中,公民从"围观"到"挖掘"到"抗争",显示了互联网时代草根力量的崛起。公共舆论的生成、倒逼、草根动员是网络反腐的行动机制。在未来反腐倡廉建设中,从廉政政策的制定、廉政制度的革新、腐败治理的议题等开放渠道,让草根权力在现实的腐败治理中有效地参与,是化解网络反腐舆情日益高涨的根本。     

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价值与发展趋势

公众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实践中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丰富多彩，其中蕴含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价值。我国公众参与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公众参与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应当实现效率与民主价值的恰当平衡。在执政党、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推动下，公众参与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     

科层制视角下的权力监督

科层制是公共行政的组织形式与技术手段,其组织基础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有重要影响。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科层制的效率取决于对组织权力运行的良好控制。但是单一权力核心、严格层级制的科层组织是一个核式结构,它对组织内部底层和高层的权力运行的监控呈现＂近勤远怠＂和＂灯下黑＂两大规律,最终使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控。解决之道唯有加强独立的司法权、专业的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     

Citizens,Partners or Patrons? Corporate Power and Patronage Capitalism

Abstract

The addition of new social roles in public service and civil society to large business corporations' enormous economic power and substantial political influence suggests novel but little-understood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business,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Sociological emphasis on the centrality of power relations in business conduct and radical diagnoses of a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and 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 is contradicted by other literature which portrays corporations as socially responsible benefactors rather than all-powerful behemoths. The present analysis assesses rival emphases on power relations and normative shifts towar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sphere of business–civil society partnerships. It argue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 new set of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is emerging to fill a vacuum in tackl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new institutional field, large corporations are taking on the role of patrons to a variety of clients amongst public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his social relationship parallels similar episodes of patronage when systems of community and public welfare disintegrated during the rise of capitalism.     

论民生保障与政府公共性的重塑

民生问题凸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公共性”缺失在民生领域的反映。改善民生状况，是中国社会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民生问题之解决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政府民生保障水平，必须重构政府公共性。重构政府公共性的途径，一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确立和弘扬公共精神；二是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三是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政策，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五是不断提高公共政策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