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

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是促成集体行动的两种常见形式,然而,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业主集体行动不仅没有组织化动员力量(如业委会)的参与,也没有草根行动者刻意维持的名实分离的弱组织,那么,业主集体行动如何可能?分析G市案例发现,"去组织化"是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它包括三个特征,无领导有纪律、行动上自我定位和网络虚拟串联。"去组织化"依托政治认知、网络传播和情感动员消解合法性、安全性和搭便车三重集体行动困境。它与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的差异在于,动员结构既不是有组织也不是弱组织,政治取向上呈现认知和行动的分裂。实践层面,它表明公民在治理参与中成长,也预示中国公民社会构建及其与国家良性互动的艰难;理论层面,个案研究的发现为考察业主集体行动的动员提出了新的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下网络反腐的效应分析

中国廉政建设正在打上互联网的烙印,网络反腐已成为推进廉政建设的一个有力杠杆。在廉政建设中,网络反腐从推进廉政教育、促进廉政立法和改进廉政制度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网络反腐存在的监督深度有限、监控力度薄弱和腐败利益重组等问题,完善反腐倡廉网络监督制度建设的对策在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重视网络反腐;增强公民反腐意识,培养高素质反腐群体;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完善反腐法律体系。     

“网络反腐”与政府“善治”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继续释放强烈的反腐信号。当前"网络反腐"兴盛,人民依赖网络反腐的热情高涨。然而从治理角度看,腐败是不良治理的后果,解决腐败问题,要从改善政府治理入手,即政府要做到"善治"。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基于近年来典型网络抗争性行动为例的经验研究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在各方行动者、媒介互动和利益博弈互动中呈现出复杂的舆情扩散逻辑。全面把握和洞悉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博弈演化过程,关键要遵循抗争行动本身的内在规律,探究和挖掘舆情扩散的关联因素和变量条件。契合近年来典型性网络抗争性行动案例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视角,遵循"诱发、扩展、深入、消弭"的舆情演化生命周期,从抗争政治机会结构生成与诱发性导火索、情感抗争共意动员与非利益关联者加盟、议题框架建构深化与多方力量互动博弈、多方积极关注应对与舆情热度转移等维度,全面系统解析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生成的演化机理与制约性条件。     

革新时期越南共产党的腐败治理：阶段历程、主要成效与基本经验

自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的腐败治理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整党整风与净化队伍为主要特点的运动反腐阶段,以完善法律法规与设立专门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法治反腐阶段,以及以深入推进制度反腐并"无禁区"地严查大案要案为主要方式的全面反腐阶段,腐败治理取得重要成效。越共的腐败治理经验可以归结为四大方面:一是不断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与廉政机制构建;二是积极推动民主表决与权力制衡机制改革;三是努力完善反腐立法、制度配套与党纪构建工作;四是广泛实施党内监督、群众检举与媒体曝光相结合的多维治理。     

公民媒体的构建与使用:传播赋权与公民行动——以台湾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为例

以台湾PeoPo公民新闻平台及公民记者为例,从参与式传播与斌权的视角,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网络文本阅读探讨公民新闻实践如何促进公民行动.研究发现,公民媒体、公民记者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对于公民行动的形成不可或缺.公民媒体斌权是一个参与式传播过程,会民行动的意识与能力借此得到了解放、培育、集结与持续,有助于达成社区行动和资源动员,且在社会层面上构建另类公共空间.并指出大陆公民新闻现象为一种"公民媒体缺席的奋民传播",并进一步探讨了公民媒体对于中国大陆网络意见表达,及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等问题.     

网络反腐的深层困境及其化解

"网络反腐"作为反腐的"神兵利器",成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倒逼"力量,为中国反腐倡廉带来正能量,有利于揭露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营造预防腐败和防止腐败扩散的氛围,加强官员和公民的廉洁自律。但是网络反腐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缺乏一定的理性、具有偶然性、缺乏代表性、缺乏隐秘性等困境,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立法、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健全网络反腐机制、增强网民道德自律,这样才能把网络反腐打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心工程。     

国家廉政体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廉政建设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透明国际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理论经过不断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用于防范与阻止腐败的主流理论工具,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和政策研究领域。而廉政建设是建党以来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在我国开展。根据透明国际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理论,提出我国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新路径:构建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结合政府、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三方进行共同治理;扩大公民参与路径;扩大信息公开;发挥审计机关的作用;强化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及出路

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反腐的工作重心将逐步从对焦点案件的被动查处,转变为对制度化反腐方略的主动探求。未来的廉政制度化建设应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国家廉政制度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的并存悖论;二是既有廉政制度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的"制度软约束"现象;三是选择性反腐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廉政生态的建构与策略选择

<正>就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的过程来看,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国家廉政建设体系,必须在加强政府内部制度建设的同时,大力培植廉政生态予以支撑。廉政生态应从以下三个维度上建构:(1)开放。变封闭政府为开放政府,这是培植政府廉政生态的第一要义。开放社会提倡理性,反对狂热与盲从;尊重个人和民众的自由权利;个人有判断是非、批判权力的权利,同时权力接受民众的批判。(2)参与。政府开放为公民参与廉政建设提供了前提。在依靠和加强政府内部廉政制度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公民参与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体制内反腐和体制外反腐有效结合     

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的自觉建构

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有效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实现腐败的标本兼治,建设廉洁政治,我们党就必须自觉建构和牢固确立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制度化反腐模式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生态化反腐模式强调反腐倡廉须在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下追求综合效益,达到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良性互动。大众化反腐模式强调让反腐倡廉的主体——人民大众真正归位,成为"价值层面的主体",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大众参与、大众负责、大众监督"的反腐倡廉氛围。这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将三者有效地融合并统一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     

董必武的反腐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董必武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共财经和政法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反腐败思想:必须注意加强财经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共产党不能变成"商业党",不能"与民争利";腐败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惩治腐败离不开法律,也需要"依法办事"。董必武同志的反腐败思想,对我们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     

农村财务管理中的腐败现状及其惩防模式构建

近年来,农村财务腐败问题从反腐败“盲区”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案值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农村财务腐败的行为表征体现为：违规操作,牟取私利;巧立名目,虚假冒领;肆意隐瞒集体资产与收入;票据使用不规范,收支管理混乱;现金管理不合理,白条列支严重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体自律与他律意识呈现“双弱”态势,村级财务管理体制不规范,监控体系不完善,对现有的农村财务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也不够严厉。因此,要构建以教育反腐为基础、群众反腐和社会反腐为保障,技术反腐、体改反腐、司法反腐为手段的农村财务腐败惩防体系,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ivil Society: Nonprofit Sector,Press Freedom,and Corruption

The notion that a strong civil society helps to fight corruption has become a cornerstone of governance policy. Yet, a continuing dearth of empirical research, which tests this general proposition and probes the relevant causal mechanisms, feeds rising skepticism of current policy initiatives. This study theor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corruption, arguing that civil society's impact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its ability to generate sufficient public pressure which, in turn, depends on the press being free.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and longitudinal data shows that civil society strength is indeed inversely linked to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but the impact is highly dependent on press freedom. This conditioning effect affirm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blic pressure mechanism. These results explain the need for policy to target both civil society and press freedom in promoting accountabl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近年来,一些典型腐败大案要案中,"裸官"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裸官"腐败的黑洞,不在"裸",而在"逃"。"裸官"腐败的生成主要源自理想信念缺失,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裸官"出逃的高收益、低成本等多因素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裸官"腐败现象,要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防腐。一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二是加强监管,大力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三是协作联动,全面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     

法国廉政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

法国廉政体系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社会监督”等理论为基础,以议会、行政法院、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媒体等为主要支柱,发展了比较有特色的四项廉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会计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法国廉政体系建设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理念,有效发挥廉政体系中各支柱部门的作用,以及加强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网络学术打假与学术共同体建设

方舟子遇袭与肖传国的被捕将学术界反腐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网络学术打假的功劳。网络克服了传统媒体与举报制度的诸多障碍，以“新闻事件”的形式将学术造假行为公之于众，并借助当事人及其支持者的积极互动，进行“虚拟审判”，形成强大的网上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学术造假者的处理。在此过程中，作为对学术成果负有审查与评价责任的学术共同体，暴露出的腐败与失职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社会的良心”，学术共同体如何加强自身建设，重塑自我，渡过信任危机？网络学术打假给我们的启示是：建立一个基于信息公开与公众广泛参与基础上的监督机制。     

公民伦理与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国家公职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中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对当前的公职人员的工作与处事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西方社会中影响深远广泛的是"契约论"精神,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有利于公民权力空间的成长。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已难以适应公共交往领域,治理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要大力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尤其公职人员自身的公民意识和公民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保障国家和政府职能的正当行使和公民权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