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渗透——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演变

近百年欧洲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相互斗争又互相渗透的历史是涉及欧洲社会民主党评价的关键命题。社会民主党继承了启蒙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把平等扩大到分享社会福利方面,欧洲社会福利国家的成就即是社会民主主义方案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从伯恩施坦到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欧洲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三次自由主义化之后,日益与自由主义政党趋同,并最终放弃了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这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最新著作《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

作为西欧主要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有其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另一面。这在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联盟党的政治实践中已得到证实。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党之间达成的共识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达成的妥协,其思想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趋同,而导致这一妥协也有相应的客观条件。但是社会党存在一个“身份特征”问题,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方面也有其两难困境,作出已经产生新自由主义共识或社会民主党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之类的论断还为时过早。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

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之际,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出现了新的政治复兴之势。在政治主张和策略方面,它们利用伊斯兰恐惧症,以穆斯林移民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提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主张重新民族国家化,同时寻求建立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欧洲联盟。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新变化从多重意义上影响了欧洲民主政治,使文化价值认同成为政治分野的一个重要维度。     

债务危机之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革新和发展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普遍强化了对欧洲一体化的批判性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建制派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并提出了以债务重新谈判、增加就业和战略性部门的国有化为核心的替代性方案。同时,它们还将巩固政党的社会基础,重建与工会、社会运动的联系作为增强政党认同和组织内聚性的重要举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历史遗产和政党竞争的不同发展态势对南欧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在危机中的政治回应和适应性变革产生明显的锁定效应。部分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成功实现"逆袭",但相当一部分政党未能获得明显的选举收益。激进左翼力量的分散和政策立场的差异、激进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整体性复兴。     

对欧债危机的根源和治理的另一种解读与反思——工资政策转变的视角

随着欧美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二战之后盛行的"团结工资政策"普遍转向"竞争性工资政策"。后者导致工资份额下降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而引发潜在的需求不足危机。借助金融衍生品市场与欧洲货币一体化带来的投机和融资便利,欧美国家发展出了两种互为条件的依靠外生需求驱动的增长方式——"负债驱动的增长方式"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虽暂时掩盖了需求不足的危机,却使需求结构与国际收支的失衡不断累积,直至全面危机相继在美国和欧洲爆发。被称作"结构性改革"的危机治理措施延续并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与竞争性工资政策,使危机恶化。而欧洲经济的全面复苏仰赖对这一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俄罗斯背景下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二律背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并不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发展。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背景下表现出明显的二律背反。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希望已基本消失,但俄罗斯政治的发展并不是不民主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自由的民主”的发展模式。     

大江健三郎小说语言实验探微

语言是小说的基本组成因素，是作家个性的体现。大江在文体和叙事上的不懈探索，表现了他对传统小说文体和言说方式所带来的知识危机与意识形态驯化的焦虑。大江的文体和叙事的实验是对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力秩序的挑战。大江对小说语言孜孜不倦的探索，体现了他主张文学多元化、个性化的艺术追求。     

欧洲经济模式评析——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

统一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以及协调的欧盟经济政策结构是欧洲经济模式的基础。欧盟的经济模式是欧洲内部若干子模式结合的产物,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的原则对欧洲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德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间有四点相似的特征。欧洲经济模式的特征是寻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均衡发展,是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通过采用基尼系数和全球竞争力指数对欧盟国家的效率和公平状况进行综合比较,在欧盟内部存在着4个略有差异的子模式,表明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

结构自由主义着眼于总结和解释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对冷战以来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安全绑定实践;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互惠性;半主权的、不完整的大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开放性;独特的西方公民认同。对于这些特点,结构自由主义提出了两个层次的解释:作为深层结构的工业主义和作为直接原因的美国霸权。战后西方秩序是一种开放的、互惠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由于决定西方秩序的那些因素在冷战后依然存在,所以,西方大国并不会回复到旧的权力政治斗争中去,美国也不会走向一种帝国式的统治。     

欧洲经济宪法的发展及其对共同市场的规制——以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为例

"经济宪法"概念是德国弗莱堡学派用于整合其秩序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工具,它对"欧洲经济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由于欧盟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市场",法律在对市场的规制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愈加重要。在欧盟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经济宪法"也愈益完善,并以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这两个原则为核心,建构了一系列规范共同市场、成员国与私人经济体之间关系的宪法性原则,从而在保障欧洲市场统一的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了保护个人自由等政治目的。     

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比较

自1989年以来,后苏联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沿革轨迹。这些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群体:欧盟新成员国(NMS)、独联体在欧洲的成员国、独联体在亚洲的成员国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群体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参与和依附程度各不相同。需要对它们在工业和贸易方面的能力作出界定,而这些能力对其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产生着影响。国家群体对于世界体系的特定联系决定了其特定的经济(以及政治)能力和依附水平。通过考察它们各自不同的投资模式、贸易伙伴和金融依附情况,以及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压力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到:一方面,欧盟的后苏联国家坚定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大型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本国的市场及网络,因而其经济自立水平要高于欧盟新成员国。存在着三种对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反应方式:更深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走向一个较少新自由主义色彩而较多协调主义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对峙力量"和区域集团为标志的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体系。     

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

欧洲极右翼政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多倾向疑欧主义,但在政治实践上却积极实施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以获取在政治竞争中所需的各种资源。通过分析法国国民阵线利用欧盟在获得政治经费、拓展生存空间、构建政党身份、扩大政治影响以及加强党内控制等方面的策略和实践可以发现,欧盟在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通常在国内政治格局中陷于孤立境地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欧盟的政治资源,实现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根本政治目标。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利用"揭示出欧洲民主政治的某种困境:它不仅会进一步助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壮大,而且会加大欧洲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压力,加剧欧洲双层民主结构的矛盾。     

"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

“布什主义”以先发制人、政权变更、单边主义和追求仁慈的霸权的外交政策为标志,其思想基础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使布什接受了新保守主义,把它当作对付恐怖主义这一新威胁的新方法,而新保守主义者则通过他们在布什政府中同“美国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右翼组成的鹰派联盟来影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者同传统保守主义者一样,信奉美国的两个基本意识形态:美国例外论和古典自由主义。他们提倡美国使用武力来追求其理想和利益。然而,“布什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理念所存在的问题使“布什主义”的最终破产成为不可避免。随着美国伊拉克战争的困境加剧,新保守主义同“布什主义”一起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     

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分析

新冠疫情使欧盟经济陷入大衰退,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本文结合领导理论,总结德国在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并从结构和行为体两个层面分析德国拿出领导表现的原因。本文认为,在疫情应对方面,受权能分配和公共卫生政策特殊性的影响,德国经历了从领导缺失到发挥"方向型领导"和"结构型领导"的转变;在经济援助方面,德国发挥"结构型领导"和"企业型领导",与法国妥协并贡献经济复兴计划的具体方案,努力弥合南北欧国家在援助方案方面的分歧。德国的领导表现是维护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考量、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探寻政府经济角色的新定位——试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的产业战略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触动,近年来西欧主要国家的政府经济角色都出现了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的不同程度的回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富有新内涵的产业政策的回归。尤其是在曾经最积极地践行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政界与学界的认识转变最为明显,卡梅伦政府和梅政府相继出台产业战略。本文以政府经济角色转变为主线,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产业战略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剖析。分析表明,近年来英国政界与学界正在形成有关政府经济角色的新共识,认为与自由放任带来的巨大风险相比,适当的政府干预必不可少。政府要为市场经济运行构建坚实的基础,还必须具备战略眼光,积极扮演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角色。在行业覆盖面上,英国确定了工业和高端服务业并重的发展路径。在政策方向上,英国的产业战略具有明确的创新导向特征,梅政府更是设定了大幅提高研发投入的目标;从卡梅伦政府到梅政府,促进创新的方式由专注于部门政策向跨部门的"使命导向型措施"转型。此外,受脱欧公投结果的影响,英国的产业战略还增加了公平导向的内容。上述战略的实施效果尚待观察,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英国政府经济角色演变的走向。     

欧洲移民潮中的公民身份和福利政治

欧洲移民潮带来的社会支出不断增加以及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持续冲突正侵蚀福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回顾欧洲移民潮的四个阶段,对于移民是"排斥"还是"同化",是赋予完整还是部分公民权利,取决于基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公民身份界定以及构成福利分配基础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当前移民潮正对原有的"公民身份"层级和福利国家产生冲击,使其权利分配中的福利政治难以实现诸多价值的平衡和统一。未来的福利政治既非沿着自由主义的逻辑发展,也非按照公民身份的发展轨迹递进,而是随着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运作的自主性波动,呈现出面向实践的行动逻辑。     

欧洲转型:趋势、危机与调整

欧洲在其历史长河中正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一落千丈,由此开始痛苦的转型,它通过一体化进程逐步走向联合壮大。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全球化急剧扩张、高科技迅猛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带来国际格局嬗变的背景下,欧洲转型出现新的契机,并出现了许多新迹象。而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推动了欧洲转型,并凸显其新的发展动向。本文拟探讨冷战结束后欧洲转型的动因、表现及其影响,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欧洲转型的新动向和新特征。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

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性格",它内在地要求生成美国主导的全球变迁的方案,特别是一个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核心的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这是现代化理论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基本动力和历史条件。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初期曾受到现实主义的有效抑制,一度延缓和削弱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及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建构,现代化理论的政策效应即在于改变这种局面。现代化理论秉持自由国际主义并认同民主党自由主义,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演进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20世纪初俄国革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

二月革命是俄国民主发展的历史分界线.但半年之后,就发生了十月革命,民主体系瓦解,20世纪俄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就此根本改变.俄国第一个共和体制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在等级社会、资格选举体系和群众政党缺失的条件下,建立经典议会制的思想却在革命领导人的意识中占居统治地位.二月革命虽然没有完成,但它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由它宣告的自由主义改革纲领在后苏联时期开始得到实施.二月民主体系破产的经验,对20世纪末宪法危机的解决也产生了影响.在廓清会导致民主改革间断的社会因素时,重要的是要及时地用详细制订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与这些因素相抗衡.     

“规范”和“市场”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

本文从西方学术界21世纪初关于欧盟力量的讨论出发,追踪了欧债危机背景下"规范性力量欧洲"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及其与"市场性力量欧洲"之间展开的辩论。文章认为,尽管两种理论模式在"规范"和"市场"何者是欧盟力量本质特征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二者间最终呈现的融合与互补态势反映了欧盟通过塑造国际规则和规范实现战略利益的对外政策常态。与此同时,规范性力量研究议程呈现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取向,特别是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性原则纳入欧盟核心规范体系,欧洲中心论松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术界反思欧盟力量相对下降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新现实后做出的回应,对于我们理解欧盟在国际规范、国际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