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行动与身份建构:“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反思

本世纪初伊安-曼纳斯提出"规范性力量欧洲"后在欧洲研究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争论,这一理论视角常常被认为太过理想主义。曼纳斯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范理论选择?他又是如何通过这样的选择去应对欧盟的现实困境的?本文从建构主义的概念分析出发提出"规范性力量欧洲"的理论问题来源于冷战后欧洲的社会现实,它的提出及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冷战结束后欧盟身份认同对外和对内两个向度的深刻危机;政治学者通过"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政治话语来界定他者,以此来建构欧盟的认同。     

“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现实或“欧托邦”?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对英国学者曼纳斯2000年提出的规范性力量欧洲①进行了全面考察。文章认为,作为欧盟对外政策特性理论建构的最新进展,规范性力量欧洲为认识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究竟是怎样一支力量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新视角,这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规范性力量欧洲所体现的建构主义是一种自由建构主义,由于低估了权力政治的顽固性,它与其说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或是一种确切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可资参照的欧托邦。为了缩小理论上的期望-能力差距,从现实建构主义而非自由建构主义出发或许有助于克服规范性力量欧洲过于理想化的不足。     

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欧盟贸易政策的张力及其表现

"规范"和"市场"的讨论是贯穿欧洲一体化发展历史的热点议题。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欧盟贸易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在特定阶段被欧盟与成员国、欧盟与多边体系的权力博弈等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所掩盖。在后危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的贸易决策能力大大提高,通过自由贸易区(FTAs)谈判实现对WTO的制度性替代,其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原本被边缘化的"规范-市场"张力再次凸显出来。2015年欧盟贸易新战略强调"价值观导向",标志着欧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属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欧洲经济危机逐渐平息、政治社会危机越来越深的背景下,欧盟虽仍强调其贸易政策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的新变化,但具体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需求,显示出更大的"规范-市场"张力。当前,欧盟对"规范-市场"张力持乐观态度。未来,其张力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使欧盟对外贸易战略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同时致力于规范性权力的扩展。鉴于规范性议题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应同时聚焦中欧贸易谈判中的规范性议题和经济性议题,管控贸易摩擦,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推进中欧国际贸易合作。     

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

拓展利益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扩散规范是其拓展利益的重要方式。欧盟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以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推进经济关系融合；以增进互信和共同安全为目标，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以人本理念为倡导，提升欧盟文化与国际影响力；以民主与人权为内核，推广欧盟核心价值观。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欧盟不仅拓展了自身的利益和影响，而且显示了区域间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特征。随着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基础出现松动，规范扩散的多边主义环境发生变化，东盟的规范需求与区情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尽管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在双边关系互动中仍具影响力，但欧盟也需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作出积极调整，不断探求契合欧盟与东盟关系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关于欧盟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讨论

将欧盟视为一个规范性力量的讨论是对欧盟作为国际角色行为体的新的定位，这一观点认为欧盟是在按自己的意象重新设定国际规范，在国际间的行为也是遵循这些规范性标准，并且在传播这些规范的过程中施加自身的影响。在过去的五十余年，欧盟创造了一系列兼具独特性和普适性的价值与原则。而欧盟的规范性价值就在于他提倡原则的普适性特征。欧盟所追求的不同的政策，都是在国际关系的范畴内重新定义什么是规范的组成部分。因而欧盟超越了经济与安全共同体的层次，更是一个价值共同体。     

“规范性力量”遭遇“新大博弈”: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

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欧盟,一直在中亚地区实施民主推进计划,以扩散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善治和法治等价值观念。为了评估欧盟在中亚地区推进规范议程的效果,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欧盟“自我”和中亚地区相关“他者”的分析框架。对于欧盟“自我”,本文着重考察了其规范绩效状况;对于中亚地区的相关“他者”,则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对欧盟形成的规范竞争,以及中亚国家对欧盟规范议程产生的规范共鸣现象。就欧盟在中亚地区推进自由民主模式产生的规范绩效、规范竞争与规范共鸣而言,其表现均不尽人意,且难以在短期内扭转。面对上述困境,欧盟意识到应着眼于中亚地区更长远的发展态势,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各国通过渐进的方式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2019年6月,欧盟新出台的中亚战略正是反映了这一思路。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

本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出发考察有组织劳工尤其是欧盟层面最重要的跨国工会组织"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欧盟机构经济和社会治理政策的影响。文章认为,"欧洲工会联合会"大体上是在欧盟机构"新自由主义妥协"的思想和物质权力结构影响下开展活动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对欧盟机构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工会虽然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却并不质疑欧洲的新自由主义一体化方案,也不挑战其社会经济基础,因而严重限制了其斗争的成效。     

新冠疫情危机下欧盟团结规范的实践及其驱动力研究

团结是欧盟赖以建立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新冠疫情在欧洲迅速扩散的初期,欧盟及其成员国未能及时协调政策、采取团结一致的措施应对疫情,导致欧盟的声誉严重受损,欧盟团结缺失成为媒体和学界谈论的热门话题.但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很快调整了应对疫情的策略,超越单纯的"外交辞令",展开了一系列"事实上的团结"行动,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旨在分析新冠疫情危机下欧盟团结规范的具体实践及其背后的驱动力,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及未来发展趋势,也有助于评判欧盟在急剧变化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并最终对我们思考和制定对欧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本文首先对欧盟团结的概念及其法律基础进行阐释,然后在此基础上从规范性和工具性两个方面对欧盟团结的驱动力进行学理分析,最后对新冠疫情下欧盟医疗团结和经济团结的具体实践及其背后的驱动力进行系统探讨.     

“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

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显现出“欧洲民事强权”的特点,这是由欧盟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中的规范性内容,而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它的军事能力又制约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手段选择,因此,欧盟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选择“民事强权”模式有其必然性。然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践表明“欧洲民事强权”的军事成分在不断增多,这虽然还不能改变“欧洲民事强权”的特性,但至少表明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     

统一的欧洲抑或分裂的欧洲?

冷战结束以来,戈尔巴乔夫的"大欧洲"和"大西方"设想落空,欧洲逐渐被制度和思想上的一元论所主导。制度上,欧盟变得老化,持续内嵌在大西洋安全体系中;并在物理边界上东扩,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统一的方案之外。思想上,欧盟以后现代自居,追求规范性的价值观外交,扩员进程只是加剧了它的道德说教,观念的铁幕再次降下。俄欧对抗最终导致公开冲突,结束了冷和平时期。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秉持新修正主义立场,倡导反霸权的多元主义,在金砖集团的框架下谋求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制度,提升了世界政治的多极性。欧洲的分裂将严重削弱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欧洲化”与政治社会学——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取得的丰硕的实践成果相比,对该政策机制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直到近年来才出现繁荣的迹象。本文对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的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欧洲化"和政治社会学进行评介:首先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研究与一般"欧洲化"研究的区别、分析框架、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介绍"欧洲化"视角;其次从欧盟安全与防务场域及其发生学、防务超越民族国家三个方面介绍政治社会学视角;最后讨论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不同于传统一体化研究的趋势。     

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

鉴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及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和"领导"作用,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及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和评述:首先,从总体上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影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研究;其次,关于欧盟与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六类分析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视角:一是环境外交政策分析法;二是经济利益决定论;三是国内政治分析法;四是双层博弈分析法;五是制度主义分析法;六是观念建构视角。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对话理论视角下欧盟在华数字公共外交的实践与效果研究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使原本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危机的欧盟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不仅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而且其能力也被诟病。在此情况下,欧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数字公共外交,积极塑造自身形象。本文采用对话理论的视角,通过内容分析和大数据网络分析方法,对新冠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其官方微博在中国开展数字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形象"自塑"及其效果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主要向中国公众积极塑造四种欧盟形象,即欧盟是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规范力量,是欧洲团结合作的领导者,是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伙伴以及新冠疫情下的"常态欧洲"。但在与网民的互动和传播效果上,只有在新冠疫情和中欧合作主题上欧盟驻华使团发布的微博和中国网民评论显著相关。总体来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开展的数字公共外交未能与中国网民形成对话关系。不仅如此,微博互动平台变成了二者对各自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再表达。只有充分推动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性,避免"自说自话",才能有效避免分歧,促进中欧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战略互信的建立。     

欧盟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管理全球化”与欧盟贸易政策的演变

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发展是相互矛盾还是互补共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长期以来,欧盟基于自身地区一体化的经验,试图充当全球化的实验室,扮演管理、引领全球化的角色。然而,近年来面对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变局,欧盟在全球化发展中的角色面临重新定位的挑战。本文在回顾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关系历史的基础上,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拉米"管理全球化"理念的内涵及其主要政策发展进行了梳理,并结合21世纪初欧盟贸易政策在战略文件、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体制及诸边与双边贸易优惠协定谈判、贸易防御工具改革等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分析了以输出欧盟规则、规范与模式、追求自身利益为基础的欧盟管理全球化方案的根本缺陷与局限。文章认为,欧盟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姿态与包括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一道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共识的形成,发挥欧盟地区一体化的独特优势,推动全球化发展和国际体系的进步性变革。     

“欧洲学期”机制探析

"欧洲学期"机制是欧盟为应对和克服主权债务危机而推出的一项深化和扩大政策协调、完善其经济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通过对"欧洲学期"机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与创新、其初期效果以及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的分析,认为该机制虽然在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标志着欧盟财政协调制度向前迈进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的形势,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希望增强欧盟的主体性和领导力,为此要持续推进"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建设,将其作为新一届欧委会的施政重心之一。"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想源于对"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与阐发,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观点和"干预主义"模式;具体内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涵盖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战略安全和经济外交等领域;政策抓手是"战略性价值链"。欧盟新领导层的这一构想凸显出地缘战略的"大局观"和"对外竞争力焦虑",蕴含了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中美欧三边竞争的变局以及欧洲工商界利益集团诉求的战略考量,同时也将面临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速度与欧盟权力的构建深度之间的两难困境。"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建将会强化欧盟对华负面态度,推动其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进而加剧中欧双边竞争。     

欧盟新中亚战略中的规范性外交及其软化态势

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欧盟在2007年宣布的新中亚战略中将人权、法治、善治和民主等规范性目标置于优先地位,并通过运用一系列经济援助型和政治外交型政策工具,试图引导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以输出欧盟的价值和制度。但是欧盟内部在中亚的利益偏好和政策立场存在严重分歧,在各种内外因素的掣肘下,其对规范性目标的追求日益让位于物质性利益,从而在规范性外交上出现了不断软化立场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