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刑法规制

随着区块链概念和加密数字货币的走热,以窃取、骗取等手段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行为频发。通过对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判例进行调研,发现实务中该类案件的定性分歧集中于侵财犯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且对犯罪数额的认定方法不一。从加密数字货币的商品属性、相关司法判例、立法趋势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加密数字货币可认定为刑法上的财产,非法转移加密数字货币的行为宜以侵财犯罪定性,按照转移时的平台交易价、销赃价、购入价,递进适用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未遂形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理论界争议颇大。本文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认为"销售数额"是犯罪既遂标准而非成罪标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贪污罪数额标准的定量模式分析

贪污罪绝对确定的法定数额标准存在明显弊端,对此标准加以调整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和刑法标准"确定性"的要求。"立法相对模糊、司法相对确定"的定量模式能够使贪污罪的数额标准保持实质的稳定性与合理性。贪污罪法定刑设置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数额标准和法定刑区间的划分过于粗糙,有必要予以细化。贪污罪数额标准的司法定量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根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量化"数额较大"这一入罪标准;二是按照入罪标准的一定倍数来确定"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针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在司法中应推行地区差别化的数额标准。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入罪标准考量

社会矛盾化解的职能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时对入罪标准有深入的考量。我国对违法与犯罪行为的界定采立法"初步定量",司法"精确定量"的模式,《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实现了出罪功能,但犯罪定量模式易产生司法实践中将"数额犯"的犯罪数额作为界定罪与非罪唯一标准的倾向,且无助于公民规范意识的建立。因此,现阶段在制定各种类案标准时应予以警惕。以化解社会矛盾为立足点,检察机关应把握刑事政策的入罪与出罪指向,从犯罪的本质出发对各类犯罪情节进行综合把握。     

侵财犯罪中财物管有关系的判读

侵财犯罪是最常见的犯罪,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犯罪最为突出.认定非法占有的侵财犯罪,与被侵犯的财产原先的所有、占有或支配、管理、控制关系等管有关系[1]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从财产的管有关系来分析侵财犯罪,有助于分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并且对犯罪的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试结合案例做粗浅分析.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的司法认定

本罪中的“伪造”不包括变造,除非司法解释做出明确规定。本罪中的“倒卖”是指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有价票证而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行为。认定“其他有价票证”的范围,应把握“有价票证”的基本特征。犯罪数额分为犯罪实行数额和犯罪结果数额,应以实行数额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同时兼顾非法获利数额。在罪数形态上,需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是构成本罪还是其他犯罪。该罪是行为犯,应以行为犯的既、未遂标准来认定本罪的既、未遂。     

多发性侵财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其预防对策

多发性侵财犯罪是指盗窃、抢劫、抢夺等发案率高、危害面广、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犯罪。2006年以来，在淮南市谢家集区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中，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占到30％-40％，且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认定的几个问题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界限,不仅表现为数额差异,而且存在罪质差别。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成为认定犯罪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销售假冒产品犯罪的竞合及罪数问题,应以罪质为依据,区分典型构成与近似构成分别定罪。在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量刑时,应当注意我国刑罚制度系以人身自由刑为中心而建立,裁量时应当使刑罚与罪质相适应。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设立的各种罪量要素都属于成罪标准,而不是既遂标准。具体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应当依不同罪名的规定分别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范围及责任均有自己的特点,应当依法从严掌握认定标准。     

侵财型犯罪客体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的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对侵财型犯罪的定性争议主要是扩大了该罪的客体,有观点认为侵财型犯罪案件客体不仅是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合法占有权,对侵财型案件客体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     

论病毒短信型侵财案件罪数的认定和表述——“同案不同判”引发的思考

通过群发植入木马病毒链接的短信息诱导被害人点击,非法获取被害人身份和银行卡信息以非法取财的犯罪类型近年来一直多发高发。此类型犯罪涉及危害计算机安全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和侵犯财产犯罪,各地裁判结果各异,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疑虑或批评。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多样,但司法实务多关注行为定性争议,而忽视对罪数的认定、处理,文书表述时亦时有缺漏。应贯彻罪数评价穷尽判断原则并坚持竞合明示机能,以避免病毒短信型侵财案件罪数处理上存在的"误判"和"错觉"。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是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依据,制定一个符合司法实践并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相关犯罪的司法解释,是学术界、实务界和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就司法解释中需要明确的犯罪的起点数额,数额的具体计算标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数额起点是否应统一,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含义,假冒专利罪中"假冒"的含义,共同犯罪的认定等问题及相关争议,阐述了个人观点。     

扒窃罪入罪之司法实践分析

扒窃入刑的正当性就在于扒窃行为具有比较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也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所在。扒窃行为不仅是对财产权、人身权及公共秩序的多重侵害,而且扒窃者的主观恶性较大,扒窃入刑是对现行法律面临扒窃行为"发案率高、惩罚度小"困境的填补。扒窃是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具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对于公共场所的判断需要考虑场所开放的程度。还要考虑财物所有人与财物之间的密切、实质关系。扒窃成立犯罪原则上不应有数额的限制。在扒窃犯罪的入罪构成上有必要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等没有其他可罚情节的要从宽处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不宜以数额为追诉标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所得和收益”一般表现为一定数额的货币，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像盗窃、贪污一样，以一定数额作为其追诉标准呢？笔者认为，不宜以数额为追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标准。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探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的犯罪数额主要有"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和"重大损失数额"等。对于这些犯罪数额如何理解,具体如何认定,关系着定罪量刑的准确与否,对认定罪与非罪、区分此罪与彼罪意义重大,是司法机关办理侵犯知识     

挪用时间长短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量刑的法定情节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盗窃等侵犯财产罪一样是以犯罪数额做为量刑的主要标准的,这就使司法实践中产生这样的现象,即挪用数额相差不大的两件挪用公款案件,其中一件数额较少,但挪用时间很长,本金和利息相加远远超过挪用数额比较大而挪用时间很短的另一件案件,可是在量刑时却低于后者。如某贸易公司业务员黄×将本单位公款4万元,借给某个体户购买汽车搞运输,时间长达4年之久。应计利息达2.3万余元,仪判处有期徒刑4年,而某商场批发部经理姚××挪用公款5.2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养殖珍珠蚌,挪用时间仅3个月却判处有期徒刑5年。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法律规定忽略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盗窃等一般侵犯财产罪的区别,在犯罪数额之外,没有将挪用时间也做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加以规定。     

法条竞合视野中数额犯入罪标准的统一化

刑法分则中多数数额犯的入罪数额标准由司法解释规定,由于最高司法机关的惯性思维、对刑法整体布局和条文之间内在联系的忽视,这些司法解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混乱和内在的逻辑冲突,引发了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司法困境。以法条竞合为背景和视角,应当实现特殊条款罪名与一般条款罪名入罪化数额标准的统一、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入罪化数额标准的统一化、单位被害人与自然人被害人损失数额作为入罪化标准时的统一化。     

“侵财型”犯罪地图描绘及其研究

环境犯罪学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犯罪与时空之间的关系,它在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实践中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犯罪地图则是该理论在犯罪预防与控制实践中运用的成果。通过对抽取的浙江省某市区2006年发生的2050起侵财型案件的犯罪地图描绘,发现了"侵财型"犯罪的热点和活动规律,提出了"侵财型"犯罪模型,并对当前警务运行机制和战略改革提出四点建议。     

论职务侵占罪刑罚的适用与完善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数额是影响职务侵占罪之犯罪构成以及法定刑升格的唯一因素。职务侵占罪之刑罚适用存在缺陷,如"单一数额标准不合理"、"法定刑设置偏低"以及"第一个量刑幅度内没有规定财产刑",应当在本罪的刑罚内容中增添"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并在第一个量刑幅度内增添财产刑。     

经济犯罪数额价值的科学折算方法

犯罪数额是衡量罪行轻重、如何处罚的标准之一,特别在主观上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如盗窃、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中,更是一项主要内容,对于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准确地认定违法或犯罪行为侵犯财产的数额,科学合理地确定其经济价值,才能正确地认定行为的违法或犯罪的性质,从而恰当地处罚,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正是由于犯罪数额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意义,我国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十分重视对犯罪数额的严格界定。 但是,现行的以经济犯罪“数额”作为定罪标准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