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能辩论现状与核能政策前景

美国国内在利用核电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拥核派和反核派的分歧主要是在核电成本、核能安全以及核能是否环保等方面。受今年3月日本核危机影响,美国反核势力上升,核能辩论的重点转向核能安全,具体体现在核电站抵御灾害、核废料储存、新建核电站以及现有核电站延长运营期限等议题上。受此影响,短期内美国核能开发速度会放慢,但奥巴马政府的核能政策不会作出实质性调整。     

零核电能否成形——以福岛核事故后的日本社会对策为视角

核电产业曾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所谓的"核电安全神话"。但福岛核事故给日本核电发展带来了重创。对"零核电"主张的提出和否定反映出了日本各界对于核电发展的矛盾态度。本文对日本当前的环保法律以及能源政策展开分析,拟对零核电能否成形做出回答。     

日本福岛核事故五周年现状及未来挑战

正2011年3月爆发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是人类六十多年核电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核事故。自事故发生以来,核污水问题、对核反应堆的报废以及除染工程等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安倍政权的态度是未来核事故处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于福岛这个当前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最需要关注之"岛"的态度,已成为考验日本是不是"负责任国家"的重要试金石。     

试析日本重视发展核能的深层原因及其面临的挑战

<正>2011年日本爆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并未阻止安倍内阁寻求发展核能的计划。2012年安倍执政后,日本开始逐渐重启关停的核电站,并积极走向海外开展核外交。降低化石燃料费用、促进经济发展、拓展核外交、维护减排形象和国家安全,是日本寻求发展核能的深层原因。不过,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高昂的建设成本以及不健全的核安全文化,制约了其核能的进一步发展。     

媒体

01核安全关键要提高透明度英《自然》2月28日中国进取的核计划因日本核事故搁置19个月后又重新启动了,建设中的原子反应堆数量几乎是全球的一半,国家计划在4年内将核能量提高3倍—从2011年的12.5千兆瓦达到2015年的40千兆瓦—此壮举是世界其他国家未能办到的。在福岛灾难接近两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问一下中国,是否已从日本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身上汲取了教训,是否能     

后核时代变革

目前欧洲对核电站进行的压力测试仅仅是个开始,但只要测试仍自愿参与并处在经营者的控制之下,这种测试就不过是一种政治摆设。切尔诺贝利事故25年后,3月发生的福岛灾难为全世界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核能绝不是洁净、安全、价廉物美的能源选择。不幸的是,需要再次爆发核灾难才能引发核能应用领域的全新讨     

日本核灾重掀全球反核浪潮

日本福岛电厂核灾重新唤起全球社会对核电产业的质疑和批判,让原本要迈开核电发展步伐的各国,又停下脚步。日本关东东北地区3月11日发生前所未见的9.0级大地震引发海啸,随后并发福岛第一核电厂6个机组和福岛第二核电厂在灾难后冷却系统失灵,历经数日抢救,情况已然失控,辐射严重外泄,已被国际原子能总署列为仅次于俄国切尔诺贝利核灾事件的第六级危机。日本核灾爆发,唤醒各国已蒙尘的上世纪核灾记忆,重掀全球反核浪潮。     

核能发展与严守"核门"——由日本核爆炸引发的核安全思考

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在9级特大地震中遭受重创并发生核泄露,此次福岛核泄漏事故会不会继续升级?对中国公众健康和环境是否有影响?中国核工业设施安全性能如何?日本核泄漏给核能开发带来哪些警示?这都是需要我们在重灾过后需要深思的问题.     

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

根据外交解密档案和有关当事人回忆,由于国民强烈的反核感情和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战后日本的核政策表面上主张"和平利用"核能,倡导"无核三原则",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没有公开制造核武器。然而,在和平利用名义下进行的核电开发,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军事意图,与追求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军事目的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核电"与"核武"互为表里的复合型政策体系。在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日本还先后两次与美国签署"核密约",允许美国"运进"核武器,寻求美国的核保护伞,并在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背后,通过发展核电,行独立保持"制造"核武器潜在能力之实。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及其应对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10年来,核污水处置问题始终是日本政府处理事故善后工作面临的首要挑战.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单方面作出核污水排海决定.这种做法基于短视思维和功利主义,未正视核污水排海的潜在风险、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未全面准确公开相关信息、未与国内外公众充分沟通,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反对.日本应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密切协作,秉持科学严谨、审慎负责的态度,有效应对这一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反核行动浮出水面

去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危机,让全世界的核电发展都陷入困境,反核声音高涨。中国也不例外,从普通公众到科学界,原本潜在的反核力量开始面目清晰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他们要求信息更加透明,要求科技决策更加民主,这对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核电不是坏事。     

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

战后日本于美苏核对峙的国际格局下,在国家安全上基于“无核三原则”奉行所谓无核化政策。日本无核化政策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产生于广岛、长崎的反核感情与规定日本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和平宪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的无核化政策与美国核保护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性,正是后者使日本所标榜的无核化政策大打折扣。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外出现了日本核武装的议论。但只要日美安保体制继续存在,只要美国能够提供有效的核保护,日本就不会轻易放弃无核化政策。     

2016年4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一、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举行“中国方案”展现责任与担当
　　4月1日，来自全球超过50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在华盛顿召开以“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为主题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核安全峰会由美国总统奥巴马首倡，主要围绕核裁军、核不扩散、核安全、核能四个方面展开。近年来，恐怖势力日益猖獗，国际社会对核恐怖主义的担忧随之上升。加之日本福岛核泄漏、朝鲜核问题久拖不决等因素影响，核议题在全球治理清单中的排序明显上升。奥巴马也希望以核议题为突破口，通过推动核安全治理进程，为其“政治遗产”添砖加瓦。     

国际

<正>周边∣Around日本福岛泄漏百吨核污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月20日称,作业人员在巡视过程中发现核污水顺着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储罐顶部雨水管向外泄漏。泄漏至储罐围堰外的污水量约为100吨,从雨水管中检出释放β射线的放射性物质活度极高,为每升2.3亿贝克勒尔。据东电称,19日深夜,作业人员发现"H6"储罐群的一座储罐顶部漏水。经关闭阀门等措施后,20日清晨停止漏水。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安全政策70年的演变,从其内在动因的逻辑来看,可以说总体上就是一个构建与加强自身安全保障能力的动态过程,即追求"安全保障自主化"、"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的过程。1这是因为,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剥夺了拥有正常安全保障及军事能力的资格,而随着主客观因素的变化,逐步改变这种状况就成了其安全政策力求的目标。可以看到,在战后70周年的2015年,日本安全保障指导思想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变,政策范围内可以突破的     

《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以日本为案例》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本书以日本为案例,阐述了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能源安全经历了以能源生产安全、能源来源安全、能源运输安全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在漫长的战后时代,日本能源安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困难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石油供应黄金期;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的能源安全稳定期等。在2011年"3·11"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一系列新的因素正在使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     

“3·11”地震后的日本核困境

<正>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里氏9.0级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导致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有核历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核电站爆炸与核泄漏事故。此次核事故暴露了日本长期以来在核领域存在的问题,国家和民众正在为之付出沉重代价,日本也因此陷入核困境。一、日本发展核电的战略考量(一)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提高     

媒体

01中国的反核运动英《经济学人》7月20日7月14日,广东江门市政府发出公告,宣布取消铀处理工厂的建造计划。此前两天,该市数百名民众拥上街头,举着横幅,喊着标语:"反对核污染"、"还我绿色家园"。政府反应迅速,对于核项目如此快的让步实属罕见。     

俄罗斯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评析

近20年来的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虽然保证了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市场机制缺失和西方国家联合控制国际油气能源价格等因素,致使其社会经济发展患上了"俄罗斯病"。俄罗斯片面依赖能源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的后果昭示出,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必须完成产业结构提升,通过发展"高精尖"产业,缩减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制定以节约为主导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健全国内能源供给市场经济体制,加强能源储备与运输体系建设。通过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为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提供制度与政策保障,实现从经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     

日本右翼组织“日本会议”的历史、策略及影响

"日本会议"是二战后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对日本政治走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摆脱战后体制"与修改宪法的大目标下,以"神社本厅"为核心的日本宗教右翼势力与民族派学生运动实现了集结,成为"日本会议"的组织基础。右翼宗教是"日本会议"意识形态的来源,并为"日本会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人力、财力支持;在民族派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斗争领袖则成为"日本会议"的领导核心,他们通过创建外围组织、征集签名、派遣宣传队、召开大规模集会等方式促使地方议会签署赞成决议,以此向日本政府施压。这些右翼势力在日本"年号法制化"、《教育基本法》改革等运动中不断壮大,成为推动日本修宪与政治右倾化的决定性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