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维和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不参与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时期学界着重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式逐渐多样,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学者们开始讨论维和的中国方案,建立"中国维和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重政策性,而维和实践层面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需要中外学者采用过程追踪和访谈等方法,与中国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开展广泛交流。     

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与非盟的伙伴地位浅析

联合国目前的维和行动主要集中在非洲大陆。而维和行动本身遭到来自自身权威性和目标国主权矛盾两方面挑战。非洲联盟作为非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应当在应对这两大挑战中起到调节、联络的作用。从法理依据和非盟在非洲大陆的特殊地位上看,非盟都有其参与维和行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相对城外国家面言,非盟对非洲本土政治环境较为熟悉,对非洲本土冲突危机反应更加快速,可以在非洲范围内加强常态化部队建设,一定程度上弥补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和资金不足问题。同时,联合国与非盟的角色关系不能脱离已有国际法框架的定位,两者应该做到角色职能明确,各司其职。     

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

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显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利益平衡。     

和谐世界理念主导下的中国维和策略选择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大致经历了从＂三不原则＂到谨慎参与,再到加快参加维和步伐的过程,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和谐世界理念的主导下,中国应以现实主义的视角、积极的姿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参与维和进行一些策略调整,即从偏安一隅到国家利益的拓展;从被动参加到主动请缨;从低调处理到彰显高扬。     

“保护的责任”与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

近年来,学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议程和"保护的责任"进行明确区分,但随着武装团体蓄意攻击当地民众,使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和保护平民的强力维和,在概念和行动上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一趋势对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构成一系列政治和行动的挑战。为此,与"保护的责任"相关目标应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应提高识别、监测暴行罪风险的能力,通过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战略,支持维和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进而阻止暴行罪发生,而这种预防能力建设也符合中国的维和政策和利益。     

稳定行动的演变及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在自由和平理论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稳定行动介入冲突后国家的国家建构，推动西方式民主政权改造。在二十多年中，从波黑的战后重建到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其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稳定行动在目标、内容、标准、方式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呈现从“征服者模式”向“殖民者模式”演变的特点。美国、法国等通过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控制稳定特派团的安理会决议，将不同的稳定行动模式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使各时期的联合国稳定特派团执行不同模式的稳定行动，导致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大国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需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将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成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的多边国际安全治理机制。     

冷战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可以概括为高潮-低潮-略有起色的发展过程,目前它处于踌躇不前、徘徊犹豫的状况.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总共进行了21次维和行动,超过了冷战时期40年13次维和行动的总数,加利时期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也从80年代的每年约1万多人,发展到90年代中期的7.8万多人,同期维和预算经费从每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1995年以后,尤其是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度陷入低潮,维和行动的规模和经费也急剧下降,联合国维和经费预算为8.1 2亿美元,但到1998年又开始回升,据统计,2000年8月联合国的维和人员约有3.6万人,1999年7月～2000年6月,维和经费上升到14.17亿美元,2000年7月～2001年6月为25.82亿美元.     

联合国维和：集体安全？

许多学者认为,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一种集体安全。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联合国维和的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存在偏离。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维和经历了宪章制度模式、“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哈马舍尔德模式(第一代维和模式)、第二代维和模式、第三代维和模式五种类型,这些运行模式均与集体安全存在较大的不同。联合国维和所形成的“中立性”、“非武力性”、“自愿性”及“宽泛性”四大特征,也表明维和与集体安全相去甚远。基于集体安全理念而组建的联合国维和,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更接近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     

从冷战后非洲维和看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发展——由卢旺达大屠杀与达尔富尔危机引发的思考

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后,非洲内部冲突不断,而非洲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大国争相加入联合国在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但索马里维和的失败使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一度停滞不前,导致了卢旺达悲剧的发生。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对此反应迅速,联合国也积极介入,但此次联合国苏丹维和的意图历经多次波折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维和实践中坚持"维和三原则",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的建设,协调好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才是解决非洲地区冲突、维护安全的最佳途径。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

中美是非洲重要的外部利益攸关方,非洲是中美关系中特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非洲的利益和关系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安全三大基本领域。在经贸领域,中国在非洲拓展迅速,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则有所下降,呈现"中国赶超、美国守成"之势。在政治领域,中美各有独特的政治诉求,中国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非洲交往的政治前提,美国将巩固、扩大非洲民主视为自身主要利益。在安全领域,"9·11"事件后美国重视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联合国多边维和与对非双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参与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但总体依然呈现"美强中弱"的态势。中美在非洲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复合并存,既存在资源之争、理念之争以及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在扩大非洲市场、维护非洲和平稳定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间广阔。中美两国需要主动作为,在非洲合作上达成整体的、高层次的政治共识,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非洲的自主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之争,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利益诉求,循序渐进推进涉非合作,使双方在非洲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纵横谈

一、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概况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指联合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根据有关联合国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军事人员以恢复或维护和平的一种行动。维和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未明确提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调解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而来     

背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播洒和平与安宁的希望 本刊特约记者独家报道中国军队非洲维和英姿——红星“蓝盔”在非洲

中国军队首次成建制踏上非洲 2002年12月,应联合国的请求,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以工程兵某旅维和待命部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工兵连,参加联合国在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这是我国2002年1月正式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待命机制后的首次维和行动,也是中国军队首次成建     

走近金刚勇者 泰王国军队现代化扫描

通过参与东盟一体化军事组织以及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01年以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现在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一些泰国部队目前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参与支持战后重建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国际和平及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和挑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以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的新表述为标志,其领导和组织的维和行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要求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区域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非政府实体等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维和行动的执行也需要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的战略规划。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积极应对,更为充分和广泛地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兼评葛来仪报告

2758号决议是联合国大会驱逐盘踞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代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一个历史性决定;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项基本原则。二者基于相同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原则而分别产生,理念上高度吻合,逻辑上密切关联,相伴而行、互为奥援。美国智库去年推出的葛来仪报告试图诋毁一中原则、曲解2758号决议,割裂二者关系,鼓吹让台湾“有意义进入联合国”,迎合美国“以台制华”的政策需要。此说罔顾事实,有悖法理,不能成立。     

增进战略互信 促进互利合作——记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10年5月24—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历时两天的本轮对话中，两国有关部门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对话成果达26个。这样大规模、涉及多个部门、议题广泛的对话不仅是中美展开战略对话以来空前，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说明中美在增进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

联合国已经进入一个介于传统维和和强制行动之间的界限模糊的所谓“无人地带”的军事活动领域,因为它缺乏任何指导性的行动纲领。它只是给传统维和机制装上了一种准备对安全的所有新的挑战产生反应的企图。其结果是近70,000名蓝盔部队的大部分现在在维和计划外的地方执行任务。即使对联合国部队的需求每天都在增长,他们却仍然在旧的行动规则约束下以及明显的     

中美关系——一种非对立视角的分析

中美关系出现对抗,往往与美国看待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观念有关。美国认为中美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笔者认为,中美GDP总量和综合国力差距尚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没有关系。在当今时代,美国的衰落更多是自身造成的,其他国家很难影响其主导地位。中美相互依存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共同促进的,中美关系既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中国维和警察:十年征战,捍卫和平

2010年是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民事维和行动10周年。然而不幸的是,1月13日,在海地发生的里氏7．3级强烈地震中,正在海地执行维和任务的朱晓平等8位中国维和警察殉职。在8位英烈极尽哀荣的悼念活动中,中国维和警察群体引起了亿万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气候外交会走向何方?

<正>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态度消极,这对美国国内气候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国内权力格局的变更势必对美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及中美气候外交产生影响。气候外交在中美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将显著下降,积极推动双边气候合作的大氛围已今非昔比。与之相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与行动稳健积极,推动中美两国气候外交向前发展的动力仍在。因此,中美气候外交的未来依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