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的进程及经验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是党应对执政考验、风险社会挑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经历了一个提出、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必须增强系统性和战略性,必须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结合,必须与加强法制建设相结合,必须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必须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     

跨界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高风险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纠结在一起,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各类公共危机问题被迅速地集中和放大,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各类风险,其中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风险化解能力的难题。跨界危机治理过程碎片化怪相,导致跨界区运作机制瘫痪,秩序混乱。整体性治理,无论从价值意义还是工具意义上,都高度契合跨界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逻辑修正。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及治理手段等方面全面推进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对提升跨界危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公共危机治理中参与主体协作机制的构建

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公共危机参与主体的协作机制。本文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以政府、社会为逻辑起点，分别对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间、社会间、政府与社会间协作障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及治理

风险社会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提出的。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风险，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治理中国社会风险的对策。     

科技风险民主治理的基本观念与原则

科技风险的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公众的信任危机和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传统治理模式是一种专家统治的治理模式,无助于化解科技风险治理的危机。促进公众参与的、以协商民主规范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模式,是化解科技风险治理危机一种新的尝试。它对风险持建构论的观点,赋予公众在风险治理中与专家同等的地位,并对科技风险治理持有一种民主治理的观念。科技风险民主治理模式坚持公众参与原则和共识原则,并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全球议程与行动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具有全面、全程与全球治理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社会隔离”“国际安全”“全球风险”“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五个公共议程。在五个公共议程发展脉络中，“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建设”“应急管理”“全球—地方”“加快研发”成为构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行动框架的五个维度，满足了创新性、整合性、普遍性与应用性的治理需求。为了避免回归“旧常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遵循“治理刺激—反应链”的原则下进行整合治理，以实现“更好的健康”和“重建得更好”的愿景。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优势

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正面临着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各种内生和外部辐射的风险因素正逐步聚集,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蕴涵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正确、正规、正常的协作模式因此成为重要命题,主体构成和合作机制是该协作模式的最关键因素。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危机治理更有其强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优势,理论依据表现为资源禀赋、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现实优势在于以志愿谋公益的职业精神、组织结构层面的专业化和专门化、高效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和职能。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包括委托代理风险、腐败风险、信任与认同风险、地方文化冲突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在内的多重治理风险。这些治理风险因素的消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旨趣。基于此,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社会治理环境特殊性、法律和监管阙如多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治理风险的现实诱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化解思路,包括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制以及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制度既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制度面临着普遍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治理问题的凸显,在知识界和实践界中出现了从关注制度现代性到重视治理有效性的转向,治理结果有效性优先于制度形式的合法性。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应该树立整体治理观,并重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

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本文以社会风险防范和社会矛盾化解为视角,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主张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重点在于对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虚拟社会的管理,以满足民众的安全、融入、公平、表达诸需求;确认中国处于“风险共生”下的高风险社会,其依据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停滞、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系统复杂、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创建了“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模型和“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全过程应对”模型,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治理.揭示了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等四大社会风险源,概括出暴力群体性事件、具体利益冲突、集体性敌视、普遍的社会不满等四种社会矛盾形式,构建了“社会矛盾冰山结构”模型,设计出阻断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五大制度体系.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与中国关怀——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治理公共危机的理想模式。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则是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中国社会资本"二元并存、发育不良、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严重制约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在中国的实现。鉴此,在中国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需要整合和改善中国社会资本总体状况,并重点培育和发展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社会资本。     

构建社会转型时期高校危机管理机制的研究——以新疆高校为例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信息化的双重推力下,新疆高校风险因素日渐增多,构建一套防渗透和除危机并举的高校危机管理机制迫在眉睫。文章尝试着结合国内外相关理念与模式,以新疆高校危机管理微观组织层面为切入点,建构一套符合本区特色的高校危机管理机制。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困境与出路:我国跨域危机治理的现状考察——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当前,我国处于风险高发期,各类危机频发且越来越表现出跨域特性.在现有的危机治理体制下,我国的跨域危机治理陷于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困境中.“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矫治碎片化问题的新理论,为整理我国跨域危机治理碎片指明了出路.因此,我国的跨域危机治理应当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要求,塑构整体性跨域危机治理体系,实现跨域危机的良好治理.     

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

跨域性特征对现代社会危机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应急管理领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特点,对现代跨域危机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归纳,进而提出了跨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当前中国跨域危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着重从信息、资源维度对其整体性治理问题进行阐释,认为不同组织在信息、资源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产生跨域危机治理"碎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必须结合中国应急管理实际,以组织间网络视角从应急管理组织层面对"碎片化"环节成因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其治理网络中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目前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部门隶属不同、管理层级复杂、多头指挥而产生的协调困难是"中国式碎片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最终,本文构建了跨域危机治理网络分析模型,并对"碎片化"环节识别、整理以及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