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贵州瓮安6·28事件"暴露了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过程中社会动员机制不完善、行政紧急权力边界模糊不清、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不准、应急终结难以适时等问题。为此,应从社会动员制度、行政紧急权力的配置与运行、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规则,以及公民与法人合法利益受损的诉求制度等基本问题入手,构建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实现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的法治化、经常化。     

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及成因

群体性事件应该从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矛盾的角度进行分类。根据群体性事件的最初起因,可分为由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引致的群体性事件和由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可把这两类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中主要的、带有典型或普遍意义的事件按发生地归纳为三类：乡村群体性事件、城市群体性事件、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近年来,作为无序政治参与表现的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呈现出频发的趋势,要求我们不断思考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创新与有效性问题。本文对群体性事件中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坚持基本原则、健全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及提升公民能力素质四个方面探讨了促进公民无序政治参与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可行路径。     

公安机关引导下的集会游行示威：一种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而维权几乎成了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以集群的方式表达某种诉求或者意见,其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对群体性事件处置采用弹压模式,不仅容易造成矛盾升级激化,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得矛盾和负面情绪积压。对此,我们可以改变思路,由公安机关引导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为公民维权和表达意见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节约处置的成本。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之道——基于2012年三起典型案例的分析与思考

由邻避设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正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总结"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宁波镇海"等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预防和减少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必须树立公共决策风险意识,完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营造法治社会舆论氛围。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和公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不同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域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与公民三者权益的博弈，对浙江东阳及厦门PX项目两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利益格局、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有:从众心理是群体性事件中最突出的心理行为,责任分散效应强化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流瀑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要培养公民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的习惯,提高社会组织和机构自我管理的能力,重视科学疏导群体心理能力建设,加强社会的法治保障。     

权利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因、现状和对策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现有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难以使全社会相信其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和网络的兴起为公民保障自身权利带来了契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呈发展趋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为此，政府需加强传统公民权利维护机制建设，利用网络保障公民权利，塑造公民对政府维护其权利的信任。     

浅析群体性事件的命名

"群体性事件"的名称自建国来历经"群众闹事"、"治安事件"、"突发事件"、"紧急治安事件"及"群体性治安事件"等称谓,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我国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绝大部分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人为本,正确看待这一在社会转型时期激增的现象,正确定义"群体性事件",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关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事件的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防范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应采取建立健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及时掌控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及构建利益整合机制等措施。     

利益表达视角下对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发展的协调性不够,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增多,并在特定情形下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显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公安机关要配合党委政府构建起“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法治化利益表达秩序,并且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中把握好现场情势判断、法律法规适用和公共关系建设等环节,维护好社会稳定。     

虚拟类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功能

虚拟类群体性事件是指网络群体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围绕某一主题或者相关主题,利用网络制造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行为。虚拟类群体性事件大致分为热议型、娱乐型、攻击型三种类型。信息交换的便利性、需求选择的自由性、虚拟空间的匿名性、社会制度供给的缺陷性是产生虚拟类群体性事件的客观原因,其中社会制度供给的缺陷是深层次原因;公众有了解事实真相的心理需求是主观原因,引起群体性网络攻击事件的心理因素多种多样。虚拟类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功能具有双向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利弊并存,只有辩证地看待这些影响,才能在处理中做到趋利避害。正确引导和控制虚拟类群体性事件,有助于维护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和谐。     

新时期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思考

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与质量上的变化表明,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安定、团结及和谐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而能否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成为对中共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因而,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的历史新时期,为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形成政策对策和行之有效的法律对策及处置措施。     

论我国高校自治权：一种私权力的解读

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大学自治权是免于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社会法人机构控制和干预的权力。这种自治权是一种社会权力,是一种融合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私权力。将高校自治权作为一种私权力的构建,自然就使国家和政府退出对高校的过分干预和控制,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自媒体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与治理对策简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繁多,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滋生,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依托网络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上也蔓延开来。自媒体时期网络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认真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其生成机理,最终掌握其治理规律,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各法域对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解决

继承产生于亲属之间,以人身关系为基础,以转移物权为目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民事关系.目前我国作为“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国家,在继承方面的差异很大.而继承又作为影响我国日常生活的大事,其巨大差异无疑阻碍了我国各法域之间正常民事关系的往来.通过我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逐一分析我国四个法域各自对于继承法律冲突的解决,以期对我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有深入的了解.     

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策略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诱发因素和抑制因素彼此消长的结果。各级政府应设置预防机构,组建预防队伍,制定预防制度,构建预防机制,落实预防措施,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论涉警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媒体应对

新闻媒体作为涉警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在危机事件处置中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公安机关与媒体是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限制而非控制的关系、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应加强两者的协调与合作,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公安机关主要妥善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坚持良性互动原则,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坚持主导性原则,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尊重公众知情权;遵循及时性原则,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面。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谋求发展的政策取向决定了我国对善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对于我国善治的普遍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