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者犯罪之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无论是刑法第18条第1款中的精神病人还是第3款中的精神病人,都包括患严重精神病的人和患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的人.辨认能力是指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性质和后果的能力.不能认为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病未发作时实施的任何犯罪都属于在精神正常时的犯罪,从而使其都承担刑事责任或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在醉酒前对其在醉酒后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具有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反之,应依其醉酒后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刑事责任,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则不负刑事责任,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则应负刑事责任,但应从宽处罚.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刑事责任基本理论问题研讨

刑事责任基本理论问题研讨赵秉志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内容。刑事责任具有沟通犯罪与刑罚从而使这三大内容构成刑法的有机体系的重要作用。中国刑法理论过去对刑事责任的研究较为薄弱，因而学习、研究和运用刑法时。明确刑事责任的一些基本问题，无疑具...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二)

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一 )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是指人民法院对未成年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它是刑法基本原则在刑罚适用中的具体化 ,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概括起来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从宽处罚原则。在我国 50年代的一些司法解释、历次刑法草案以及 1979年刑法典中 ,都载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或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典第 17条第 3款明确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经济法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实证研究

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法与刑法共处的格局下,经济法中的刑事责任要落到实处必须有刑法的相应规定,只有保持二者的协调、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法中的刑事责任的实现,本文通过对经济法中有关刑事责任条款的研究,探究经济法中的刑事责任在实践中落空的原因,并针对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和司法现状,提出了经济法中的刑事责任实现途径的完善建议.     

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采取了从宽处罚措施，使我国在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其修改内容与现代刑法理念相契合，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应以此为契机，在今后立法中增加排除老年人累犯、降低死刑适用限制的年龄起点、废除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例外以及分段设定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使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立法更加完善。     

析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时实施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十四周岁至十六周岁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绑架不负刑事责任,但在绑架中实施上述八种犯罪行为的,应当以该行为定罪。司法实务中,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中犯刑法规定的八种罪行如何定罪尚存有争议,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作弊与刑事责任

人事部发布了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的第3 号令,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对严重的作弊行为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即人事部认为严重的作弊行为是犯罪行为。但是,从刑法角度看,该行政命令将严重作弊行为入罪是不当的,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背。     

试论严格刑事责任

一、严格刑事责任的源起 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是客观主义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实行的是客观责任或日结果责任,只要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结果,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不问行为人主观     

未成年犯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探析

1997年刑法第17条第2款实施以来,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犯应当承担哪些刑事责任罪行及其完善一直争论不休。     

刑事责任年龄确立标准新论——以社会年龄为切入点

作为以社会现象为分析和调整对象的规范，刑法的制度创设必须善于吸纳有益的社会学分析方式。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设定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打破以自然年龄为分析中心的惯常做法，引入社会年龄并以此为主要分析对象，是当下审视并且设定中国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合理路径。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探析

存在于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一定程度上讲,早期的绝对严格责任是社会防卫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产物。但社会的发展及法治国理念的确立,使早期的绝对严格责任被晚近的相对严格责任所代替。当前各国刑法中所研究的严格责任一般是建立在后一层面上的。我国学者对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的具体含义存在一定的误解。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现行刑法中也有相对严格责任的适用。     

略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刑事立法完善——以现行刑法罚金刑适用为视角

刑事法律是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配置,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一道形成对抗公司违法乃至犯罪的天网。公司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需要通过公司刑事责任得以最终实现。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意味着公司犯罪刑罚的加重。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的建议是：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同于自然人刑事责任;加重刑法对公司犯罪的刑罚;加重责任人员刑罚,加大罚金刑和自由刑并用。     

房地产市场“权力寻租”的刑事责任探讨

2010年的“两会”，高房价与房产泡沫成为热议的话题。高房价里不仅包含了土地的费用、建安工程费用、开发商利润，还有一块隐形的腐败成本——“权力寻租”的租金。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的环节中，职务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在国务院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时，研究房地产市场“权力寻租”的刑事责任．显得很有意义。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不能脱离本国国情

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在亚洲地区同我国相类似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明显偏高，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及更长一段时间的国情。我们主张，面对迅猛上升的少年犯罪问题，适当降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并设置有别于成人的较轻缓和灵活的法律处分，对犯罪少年的行为和品格进行及时有效地矫正。     

刑事诉讼结构与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

狭义的刑事诉讼,仅指审判阶段,证明主体只有检察机关;广义的刑事诉讼,包括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证明主体是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累犯的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累犯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从重”，是较初犯从重进行处罚；尽管刑法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但累犯却不应当排除适用假释；解决数罪累犯的处罚问题，单纯采用“先并罚后从重说”与“先从重后并罚说”中的一种不行，应当依据数罪累犯的类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累犯完全有必要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但通过司法解释增加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不妥，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补充规定。     

论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本文对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的行为辨认控制能力进行探讨 ,对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将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排除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的医学要件之外的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刑法第 1 8条的精神病人应作广义理解 ,既包括狭义精神病 ,即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又包括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我国要从传统的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变到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而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权威观点,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展开了对此观点的追问,认为此观点是缺失法理依据的,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