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30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危机的再审视

本文旨在分析近年来西班牙加泰分离运动嵌入的制度环境,包括规范安排与运行现实。作为承担西班牙政治民主化使命的"改革宪法",西班牙1978年宪法提供的根本制度框架导致了国家权力纵向分配上的张力,从而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和地方之间存在权力竞争。非均衡的财税安排又致使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对国家中央政府产生不满。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整个西班牙国家财税体系因宪法化的欧盟预算政策获得制度性集权,从而进一步挤压了加泰罗尼亚的财政自治空间。此外,西班牙宪法法院并未通过宪法判决在法理上有效遏制地区分离主义扩张,在加泰罗尼亚违宪独立系列案上的策略也存在可检讨之处。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宪法逻辑考察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载体。从动力上,中央和地方对宪法的凝聚力是在强总统推动下逐渐实现的,总统—威权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动力;从趋势上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从分散联邦制走向了集中联邦制,职权从地方向中央聚集,并最终集中于总统;从控制上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从横向政治问责转变为垂直行政问责,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是问责,对地方最高官员问责的提出与决定权集中于总统。实践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联邦制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建立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代化要求的联邦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基石,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边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顺应民主法治化潮流,注重以法治方式构建长效稳定的关系格局,加大权力制约力度,这是维护良性关系的重要保障。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本文主要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为研究对象,揭示能源领域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俄罗斯政府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要点>,使油气能源成为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政府试图并已经获得能源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行其外交战略,但俄罗斯政府在实施其能源战略与外交的过程中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掣肘.     

俄罗斯统一公共权力体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对2021年《俄罗斯联邦主体公共权力组成一般原则法》的分析

《俄罗斯联邦主体公共权力组成一般原则法》，是为具体落实2020年修宪中提出的统一公共权力体系而出台的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联邦法律。本文以该联邦法为研究基础，对公共权力概念、法律出台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分析，梳理统一公共权力体系下联邦中央、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三者的权力关系，并对俄罗斯联邦制20年的改革逻辑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统一公共权力体系建立的最大变化，在于将不属于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纳入到公共权力体系，统一由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管辖。联邦中央自此完成了对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两级机构的统一，使国家权力下沉至基层组织。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来看，中央对地方的组织控制、程序控制和责任控制的力度继续加大，同时垂直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归结而言，俄罗斯联邦制改革以及统一公共权力体系的建立，受安全和稳定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制度逻辑的影响。三者既是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也是影响俄罗斯联邦制发展的最大变量。     

俄罗斯"东转战略"的国内政治影响要素探析:战略文化、央地关系与政治结构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政治的战略文化则是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原则,以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为主要思想。在央地关系方面,"强中央—弱地方"兼具地区排他性的央地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转向,另一方面则不利于远东开发中联邦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格主义与机制主义的博弈决定了"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使得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面临阻碍。文章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东转战略"在内外政策实践上的不同,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战略决策过程的发展与演变,从而为探究"东转战略"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俄罗斯的地方主义

随着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地方实力大大增强。二年前,中央行政和立法官员为在政治斗争中取胜而求助于地方支持,从此,权力日益转向地方。有些地方自己斟酌向联邦预算交纳多少税金;自己晋升为共和国,联邦中的共和国无视联邦法律通过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宣称共和国法规高于联邦法律。这些现象描绘出一幅“诸侯割据”的景象。对这一景象应采取何种对策,俄政治家莫衷一是。俄专家们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论析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转型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在俄罗斯政治转型即将20年之际,有必要在一个研究项目中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剖析并对其发展脉络做出梳理。本文认为,可以选取国家治理为研究主线,分析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对战略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这能够揭示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厘清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俄罗斯发展的深层制约。本文概述了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缘起和内容。研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展现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分配变动,探讨俄罗斯社会结构与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互动发展的进程,对揭示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范式转变与东北亚能源关系

有关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研究,不仅涉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层面的国家—企业关系演进,而且还包括由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冲击引发的俄罗斯在不同地区能源市场维度上的角色互动。我们在此试图构建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双层博弈"框架,即在强调俄罗斯国内政治行为对地区能源关系影响的同时,考察东北亚能源市场上各方利益博弈对俄罗斯能源政策实施的作用。其中,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危机对传统油气出口国的外部冲击,将被纳入对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动态分析。考虑到世界能源市场正在经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合作的需求程度将越来越大于后者对前者的进口依赖。俄罗斯从资源民族主义转向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能源政策,将实质性地推进其与东北亚能源关系的提升与深化。     

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中俄两国政府推出了"长江-伏尔加河"合作规划。为此,特别需要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伏尔加联邦区内各联邦主体地位不同,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游说和影响中央政府的能力差别也很大。整体而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两个共和国,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州,历史积累与发展态势较好。伏尔加联邦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特别是来自德国的投资),有着丰富的经验。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为中俄"长江-伏尔加河"的合作,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识支撑。     

俄罗斯的“总统集权体制”

俄罗斯目前实行的政治体制,包括总统制、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联邦结构和地方自治等等基本内容。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核心却是总统制,因为整个国家大权掌握在总统手里,议会权力很小,司法权力更弱,三权分立名不符实。所以,俄罗斯的总统制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总统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总统集权体制”(俄罗斯学者则称之为“超级总统制”)。     

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

东北亚在俄罗斯当前能源政策和未来能源战略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今后,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油气出口,推动东北亚地区内国家层次和企业层次的多边合作,最终极大地促进俄罗斯与中、日、韩三国形成长期、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     

欧洲经济宪法的发展及其对共同市场的规制——以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为例

"经济宪法"概念是德国弗莱堡学派用于整合其秩序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工具,它对"欧洲经济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由于欧盟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市场",法律在对市场的规制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愈加重要。在欧盟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经济宪法"也愈益完善,并以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这两个原则为核心,建构了一系列规范共同市场、成员国与私人经济体之间关系的宪法性原则,从而在保障欧洲市场统一的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了保护个人自由等政治目的。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建设中成效显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能力,而且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避免了国家失败和政治衰朽。俄罗斯境内分离主义的消弭,在于其领袖选择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政策和策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精英克服国家分裂的风险,建立起总统制和不对称联邦制,但面临着地区分立主义和车臣分离主义问题。历经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之后,普京总统进行联邦制改革,把权力集中到了联邦中央;通过大国外交构建了俄罗斯现代认同;通过八月战争强化了俄罗斯政权的强力性。此后,通过干预乌克兰危机,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政权的民族性特质,再次巩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普京四任预示着其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国家强力建设的步伐不会停顿,但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俄罗斯修宪与普京长久国家

普京对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修改,俄罗斯将从叶利钦宪法过渡到普京宪法。1993年宪法是一部以超级总统制为特征的基本法,它保证了俄罗斯主权国家的建立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但是这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异常大,限制了其他权力机构和地方对决策的影响。修宪的目的是使权力机构更加平衡,运行更加有效。普京认为,修宪过程中必须遵守几个基本原则:俄罗斯只能是总统制共和国,不能搞议会制;俄罗斯不能出现双重权力,不能出现寡头政治;俄罗斯宪法高于国际法律和条约;重视劳动者、母婴、养老金领取者的社会保障。修宪能否实现俄罗斯政治进程从以保证社会政治稳定为主过渡到以发展为中心,是2024年以后俄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任务。普京表示,如果人民有希望,宪法法院有裁决,不排除2024年继续竞选总统。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下）

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精英体制方面，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精英规模大幅缩减，组织化精英体制也日益崩解。俄罗斯国家逐渐陷入官僚来源匮乏的困境。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俄式“旋转门”机制，大量从企业、军队、强力部门引进精英填补官僚缺口。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将管理培训外置，直接用体制外精英业已形成的管理经验来代替政府长时间的培养流程。但俄式“旋转门”策略的大规模采用改变了政府官僚原本的晋升路径和职业轨迹，出现主观因素超过客观标准的现象，形成了精英选任与治理能力相脱节的官僚结构，导致了中层官僚既力不从心、又无人可用的后果。这反映了俄罗斯地方精英体制的基本逻辑：控制、集中，而非治理、放权。从政治制度和精英体制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陷入了一种内耗困境：旨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诸多策略最终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国家越加强控制，成本越提高，效果却越不显著。长此以往，可能对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构成重重障碍。     

论析俄罗斯联邦加强中央与地区关系

俄罗斯独立以来,苏联解体的巨大惯性冲击着俄联邦的统一与稳定,联邦主体的政治分裂、经济分立和民族分离倾向也进一步显现和加剧。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在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确立着新的联邦关系。随着俄罗斯政体的逐步巩固和政局趋于稳定,加强联邦制和国家统一的重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普京就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力图建立新的宪政联邦制度。本文就俄罗斯联邦中央与地区关系中的制度因素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从体系认知和政府权力两个中介变量入手理解俄罗斯对华能源合作。通过梳理1991年至今,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俄合作的历程,认为当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满意时,不论政府权力是否充沛,其对华能源合作意愿都不强烈,而当其对国际地位不满且政府权力不足时,即使有着强烈的对华能源合作意愿实际结果也会非常有限,而如果此时政府权力充沛则会大大提升对华油气合作的愿望。     

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如何处理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兴大国必须加以应对的紧迫挑战。经典的国际关系"规则治理"研究主要单向度地关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功能、效果及其如何影响国家内部治理。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围绕国际与国内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配合论""扩散论"和"互动论"等观点。将这三种视角的核心逻辑纳入"规则治理"路径,有助于深化有关国际与国内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认识。通过"国内化"和"多边化",国际经济规则贯穿于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治理效率的优化是规则流动的动力,国际权力结构塑造规则流动和变化的基本方向。在规则流动分析视角中,规则能力是国家规则优势的基础,规则制定权是国家影响规则流动的关键,也是国家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