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下）

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精英体制方面，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精英规模大幅缩减，组织化精英体制也日益崩解。俄罗斯国家逐渐陷入官僚来源匮乏的困境。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俄式“旋转门”机制，大量从企业、军队、强力部门引进精英填补官僚缺口。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将管理培训外置，直接用体制外精英业已形成的管理经验来代替政府长时间的培养流程。但俄式“旋转门”策略的大规模采用改变了政府官僚原本的晋升路径和职业轨迹，出现主观因素超过客观标准的现象，形成了精英选任与治理能力相脱节的官僚结构，导致了中层官僚既力不从心、又无人可用的后果。这反映了俄罗斯地方精英体制的基本逻辑：控制、集中，而非治理、放权。从政治制度和精英体制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陷入了一种内耗困境：旨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诸多策略最终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国家越加强控制，成本越提高，效果却越不显著。长此以往，可能对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构成重重障碍。     

下诺夫哥罗德州政治状况与地区发展前景

下诺夫哥罗德州一度是俄罗斯改革的前沿阵地和代名词,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版图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目前,该州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行政中心,其政治经济进程值得关注。从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莫斯科成功地规范着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治进程,地方政府依赖中央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从下诺夫哥罗德州内部的政治发展来看,历任州长面临的都是大致类似的复杂局面:联邦中央、总统派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地方政治经济精英、联邦层面的大型企业、地方层面的商业利益,等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与竞争。由此,州长在联邦层面的工作经历和影响力,在地区层面的协调手段和整合力,即,同时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支持和认可,并在中央与地方同时具有关键影响力,是地方政治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下诺夫哥罗德新任州长格列布·尼基京,年富力强,是俄罗斯新生代州长的代表,也大致具有上述品质,其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执政状况,值得关注。     

试论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的非常规工具选择——能源治理

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的效果一直遭到质疑,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和联邦主体最多的国家,它没有像中国那样实现地方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地方多样化发展的格局。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国家能力维护型联邦主义":在政治上承认宪法保障的地方分权事实,同时却寻求利用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实现对地方的权力控制。因此,俄罗斯的央地关系长期受到地方独立倾向的挑战并威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面临常规工具选择的困局:在联邦宪政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只能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力清单来规制地方政府;苏共的全面解体导致地方行政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地方精英手中;中央政府秉承的不干预为主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坐视刚性的联邦财税制度和混乱的"联邦—地方"协议体系完全破坏其财税杠杆工具。为了突破以上困局,俄罗斯中央政府基于其地方当局依赖能源产业的现实,选择能源治理作为非常规的央地关系治理工具,从国家能源重点资产的控制权着手,配合限制地方油气出口能力的高税负和管道配额歧视政策,以国家油气公司为主要平台,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规制,并通过法律巩固利用能源工具治理央地关系的成果。     

俄罗斯统一公共权力体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对2021年《俄罗斯联邦主体公共权力组成一般原则法》的分析

《俄罗斯联邦主体公共权力组成一般原则法》，是为具体落实2020年修宪中提出的统一公共权力体系而出台的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联邦法律。本文以该联邦法为研究基础，对公共权力概念、法律出台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分析，梳理统一公共权力体系下联邦中央、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三者的权力关系，并对俄罗斯联邦制20年的改革逻辑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统一公共权力体系建立的最大变化，在于将不属于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纳入到公共权力体系，统一由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管辖。联邦中央自此完成了对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两级机构的统一，使国家权力下沉至基层组织。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来看，中央对地方的组织控制、程序控制和责任控制的力度继续加大，同时垂直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归结而言，俄罗斯联邦制改革以及统一公共权力体系的建立，受安全和稳定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制度逻辑的影响。三者既是俄罗斯联邦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也是影响俄罗斯联邦制发展的最大变量。     

论析俄罗斯联邦加强中央与地区关系

俄罗斯独立以来,苏联解体的巨大惯性冲击着俄联邦的统一与稳定,联邦主体的政治分裂、经济分立和民族分离倾向也进一步显现和加剧。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在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确立着新的联邦关系。随着俄罗斯政体的逐步巩固和政局趋于稳定,加强联邦制和国家统一的重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普京就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力图建立新的宪政联邦制度。本文就俄罗斯联邦中央与地区关系中的制度因素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俄罗斯的“总统集权体制”

俄罗斯目前实行的政治体制,包括总统制、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联邦结构和地方自治等等基本内容。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核心却是总统制,因为整个国家大权掌握在总统手里,议会权力很小,司法权力更弱,三权分立名不符实。所以,俄罗斯的总统制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总统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总统集权体制”(俄罗斯学者则称之为“超级总统制”)。     

重构国家能力的契机:"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发展前景分析

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致使国家代替社会、计划排斥市场,社会经济生活官僚化.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得以延续,无论是在叶利钦时期还是在普京时期,总统凌驾于其他社会权力之上的超级总统制因无法有效遏制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而具有不稳定性.俄罗斯当前的权力更迭为重构国家能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梅-普"组合下政党和议会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理-政府影响力的扩大,都有利于俄罗斯建构起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从而使其政治经济发展得更为健康、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演变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俄罗斯独立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超级总统制,而且从形式上确立了总统是俄罗斯政治决策的绝对支配者,但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利益集团力量强大,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在独立初期,俄罗斯政治决策实际上是权力与"知识产权"的"契约式"决策;随着知识精英在政治权术的博弈中纷纷落马或蜕变,以及寡头利益集团的兴起,"俘获式"政治决策完全取代了原来的"契约式"决策,并引发了俄罗斯云波诡谲的政坛危机;普京执政后,在打击兴风作浪的寡头的同时,也有意培育并有效控制着俄罗斯新的利益集团,从而使国家机构的正常决策职能得以恢复,为俄罗斯的复兴打下基础。     

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政治-法律设计--从后苏联空间政权合法化到国家规划探索

苏联解体后,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突然拥有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新政治精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法律空间。对这些国家而言,设计与现实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建立稳定的国家体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家政策的过程过于拖延,前景令人质疑,而且即将面临政治代际更替的全新挑战。后苏联空间非常复杂,但也因此是研究和政治设计的重要地区。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不应期待后苏联空间的快速转型。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未完成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使形势复杂化,可能导致巨大的变数,包括冲突和诉诸武力。但是,外部环境仍逼迫变革。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变革具有政治理性化和政治制度形式化的目的,包括以法律形式固定政治制度和强制政治设计者更多地在正式法律范围内行事,而达到上述目的的选择包括革命性变革或"自上而下的革命"。     

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研究

2011年杜马选举后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舞弊问题,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政治缺乏竞争的不满,是民众抗议的主要动因。对俄罗斯地区选举改革的分析,可以发现俄罗斯地区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对于"政权党"存在一定的制度性扶持,这是政治竞争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了俄罗斯地区选举改革,目标是加强政党,尤其是联邦型政党在地区政治中的作用,降低地区政治精英的影响,维护联邦的统一和稳定。改革后,一方面政党作用得到大幅提升,国家稳定得到巩固;另一方面,地区选举制度从客观上对于"政权党"更为有利。比例代表制在地区选举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其所涉及的选举名单形式、选举保证金、选举签名、门槛线和席位分配方法等各方面因素,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为政权党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俄罗斯的地方主义

随着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地方实力大大增强。二年前,中央行政和立法官员为在政治斗争中取胜而求助于地方支持,从此,权力日益转向地方。有些地方自己斟酌向联邦预算交纳多少税金;自己晋升为共和国,联邦中的共和国无视联邦法律通过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宣称共和国法规高于联邦法律。这些现象描绘出一幅“诸侯割据”的景象。对这一景象应采取何种对策,俄政治家莫衷一是。俄专家们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建设中成效显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能力,而且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避免了国家失败和政治衰朽。俄罗斯境内分离主义的消弭,在于其领袖选择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政策和策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精英克服国家分裂的风险,建立起总统制和不对称联邦制,但面临着地区分立主义和车臣分离主义问题。历经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之后,普京总统进行联邦制改革,把权力集中到了联邦中央;通过大国外交构建了俄罗斯现代认同;通过八月战争强化了俄罗斯政权的强力性。此后,通过干预乌克兰危机,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政权的民族性特质,再次巩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普京四任预示着其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国家强力建设的步伐不会停顿,但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苏联解体--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的必然选择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古希腊、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众多帝国的解体均是非主体民族反抗主体民族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造成的.而苏联帝国的解体恰好相反,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联邦共和国带头谋求独立造成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特征,与民族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决定民族命运,分析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的特征,可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索更加全面.     

身份认同与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以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为例

从俄罗斯内部的联邦主体来看,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鞑靼斯坦共和国,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非常特殊。作为主体民族的巴什基尔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是与同宗且邻近的鞑靼人之间在认同方面存在分歧和竞争。目前,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俄罗斯所有共和国中人口最多的地区,但人口外流,特别是青年人外流问题明显。在内部政治方面,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形成了以地方首脑为核心的、凝聚力强的精英群体,这有助于该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在经济上,该共和国主要依托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工业,这种格局既成就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经济上的辉煌,也造成了发展路径依赖、产业结构单一、转型艰难的后果。2008-2009、2014-2016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该共和国经济结构上的问题。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