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之检视北大核心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量刑应坚持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立法概念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应力避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犯罪之间量刑的不均衡,完善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配置,妥善解决其量刑标准适用的冲突。当然,我国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其量刑根基依旧建立在现有恐怖活动犯罪范围内。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统一了单位与个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是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故意型单位犯罪，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仍然应当体现出其特殊性，如此才能有效地解决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的问题。     

企业犯罪治理的本土向度:量刑精细化 ——刑事合规语境下的考察

与自然人犯罪相比,企业犯罪更有必要也适合实施精细化量刑,这是由企业的组织特征、"轻轻重重"量刑激励模式、企业犯罪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等因素共同决定.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量刑精细化探索,并逐渐扩展到单位犯罪尤其是企业犯罪领域,美国《量刑指南》在此方面有着成熟的借鉴意义.在刑事合规语境下,量刑精细化的路径建构需要从教义学和立法论两个层面出发.     

中美贿赂犯罪刑罚处罚比较研究

贿赂犯罪是国家贪污腐败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常常带来社会动荡、阶级分化等负面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贿赂犯罪的表现形式El益多样化，而中国贿赂犯罪的处罚方式裹足不前。美国贿赂犯罪立法完善，贿赂犯罪发生率极低，在世界各国有口皆碑，究其原因，其完善的刑罚处罚制度占据了很大优势。因此，试从贿赂犯罪的概念、立法特点、定罪、量刑等角度比较两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异同，以期找出完善中国贿赂犯罪处罚的方法，有效震慑犯罪分子。     

犯罪数额的理论基础——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犯罪数额是犯罪定量的重要体现，犯罪定量因素是犯罪数额的存在根据。为了正确评价犯罪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从一般理论角度，对犯罪定量因素进行研究。笔者重点讨论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性、价值蕴含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定量因素的判断和理解存在的困境。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犯罪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予以刑事处罚，为打击惩处醉酒驾驶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地遏制了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保障了道路交通安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并无统一的量刑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如何准确适用量刑，确保罚当其罪，是审判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论我国文物犯罪的量刑平衡

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时对文物犯罪作了相应的调整，在罪刑关系上更趋于协调和平衡，但我国文物犯罪刑罚处罚中仍存在着量刑失衡的问题，致使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刑罚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主要存在刑罚量配置不协调、量刑情节笼统、法定刑设置不当及幅度大等问题。     

犯罪指向数额的价值分析

刑法关于犯罪数额的规定较为复杂,不同罪名中数额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同,不同种类的数额在定罪量刑上的意义也有所差异。行为人的犯罪指向数额与犯罪实际数额时常发生冲突,事实证明一概将犯罪实际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不免有失公允,有必要对犯罪指向数额的价值予以关注,并恰当应用到司法实践当中,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落到实处。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市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量刑规范化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以两个《指导意见》为基础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程序指导>)进行试点,以便为2010年在全国法院试行做好准备.     

量刑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定罪与量刑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两个中心环节,两者紧密相连。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准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奏,但是定罪的最终效果应落实在量刑上。量刑结论是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裁量的结果,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量刑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司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而公正量刑是民众对司法的关注点和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     

涉商标犯罪量刑机理之重塑

一、被假冒商标的知名度是否应纳入考量 案例一：甲未经注册商标权人许可，擅自制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A”的商品，经营数额为50000元，其中“A”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规范化

目前，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活动改革的一部分，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在行使求刑权过程中，凸现的还主要是定罪请求权，以起诉书的方式向审判机关阐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及其所触犯的刑法条款，在如何量刑的问题上很少涉及。但是随着近几年来全国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中国传统量刑内在价值与当代量刑机制之完善

一、传统人伦量刑观与量刑实践 （一）儒家主流思想与量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要看重的文化传统。”。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钟声认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     

量刑概说

对量刑存在广义与狭义的认识。大陆法系国家有六种量刑模式,对刑罚目的的认识不同。将影响量刑的标准。凡是影响责任和预防必要性的因素,都是量刑事实。     

为电脑量刑辩护

电脑量刑是一种新型的量刑辅助工具,其本质是辅助法官进行查询,并作出有效判断。由于其程序或系统设定得还不够完善,法律应赋予其相应的主体地位,使其充分发挥量刑规范化、公平公正的作用。     

量刑建议权初探

量刑建议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的一项改革活动。此项改革引起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关注,褒贬不一。本文从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着手,结合司法实践,参考国外在量刑建议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确立量刑建议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并对该制度在我国的设立作出了初步构想。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

量刑公正是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志。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但现行立法却存在定罪和量刑程序不分、控辩双方不能充分参与、法官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等重大缺陷,难以保证量刑公正的实现。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度分离、制定统一量刑指南、强化裁判文书公开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必要保证,也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