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农业立法的若干研究

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看,从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看,从地方立法所应承担的任务看,我省农业立法任重道远,但地方立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法律体系形威后应加强裁判方法的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法律体系形成后，“解释者的时代”到来了，要从过去关注立法论转向关注解释论，要从过去关注应然问题转向关注实然问题，要从过去关注规范如何产生转向到关注法律如何运用。简单讲，裁判方法研究就是要研究法律如何从书本到现实、到生活的问题。法学方法不是指法学研究的方法而是指裁判的方法，是以裁判活动为研究对象，从中总结裁判规律，进而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方法。裁判方法研究的目的是实现依法公正裁判的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

中国宪法学研究具有五个方面相互关联的转变。宪法学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 ,现在正转变为一种相对中立的实证研究 ;宪法学过去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 ,肯定自己、否定别人 ,现在则对于外国的宪政理论和经验采取了更加谦虚平和的治学态度 ;宪法学过去只关注宪法文本的规定 ,现在则吸取了宪政发达国家的经验 ,强烈关注宪法文本的实际法律效力 ;宪法学过去仅注重阐释宪法文本所体现的某些抽象原则 ,现在则更关心宪法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最后 ,宪法学过去将眼光放在“人民”、“国家”、“主权”等宏观概念 ,现在的焦点则转移到个人的宪法权利和体现于个案的宪法原则。中国宪法从“人民主权”到“人权”走过的历程 ,实际上标志着宪法学在方法论上从整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转变。这些相关转变表明 ,中国宪法学正在构建自己的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理论体系     

试论授权立法

我国授权立法的概念——应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关于授权立法的概念,我国法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但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认为授权立法“是资产阶级议会委托行政机关制定法律的活动”。这种观点提出较早而流传至今,它主要反映在过去和现在的部分法学辞典中。这种观点把授权立法看成资产阶级的“专利”,产生于特定的背景:我国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几乎没有授权立法的制度和实践,几乎没有授权立法的专门理论研究。显然这种观点已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我国环境税立法的“三维”审视

我国的环境税立法应体现和回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当前推进改革、法治与发展的背景加以审视,有助于发现环境税立法尚需解决的诸多问题.从改革维度看,环境税立法作为“费改税”和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价值或必要性并非限于获取收入,更在于通过规制解决环境问题;从法治维度看,在税种名称、立法宗旨、课税要素和税权分配等方面,环境税立法还需要明晰和优化;从发展维度看,环境税立法尤其应体现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唯此才可能实现其“双重目标”和“双重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关键在于严格执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吸取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的沉痛教训,十分重视立法工作。现在,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我国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尽管从形势发展来看,我国的法律还不完备,有些急需的法律尚待制定,立法的任务还相当繁重;但是,从总体上说,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根本扭转,一去不复     

刑事立法工作的宝贵经验——学习《彭真文选》摘记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刑事立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在主持我国立法工作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讲到过这些经验。现在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和理解,将其有关刑事立法工作精辟论述摘记如下: 第一,刑事立法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本国国情。彭真同志说:“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首先,要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立法的根据。”其次,“研究问题、立法,不能割断历史。”“除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外,还要研究我国历史的实际”。“立法时要吸收古今中外对我们有用的好经验,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唯物论。”他还指出:“刑法搞了三十多稿,先有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单行条例,然后才搞刑法典。”     

关于经济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

从设计经济立法的未来开始,构建完整的经济法规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界、法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用过去的经验指导现在的经济立法工作,把未来经济立法解释为在过去经济立法基础上的延伸,已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和传统方式。如何运用     

论行政立法中的利益关系

从表面上看,行政立法的内容是“管理法”,但透过背后的利益关系看,行政法是“权利法”。要消除法律条文所带来教条 式的影响,必须改革和完善国务院立法的权限和范围,克服行政立法中的部门主义,加大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并严格 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定。     

关于立法后评估的几点思考

在地方立法实践中，立法后评估有诸多不同的称谓，如：“立法评估”、“立法评价”、“立法测评”、“跟踪问效”、“立法质量评估”、“立法效果评估”、“二次立法”、“立法回头看”等等，但实质却很明了，从人大角度讲，就是通过选择对现行地方性法规的质量和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分析、评价、估量，对地方性法规的基本价值作出判断，为地方性法规的立、改、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有损声誉要件：实然与应然——“《九层妖塔》案”二审判决引发的思考

保护作品完整权之有损作者声誉构成要件已具有《著作权法》上的实然地位,否定该构成要件存在的非声誉论忽视法条解释的立法历史解释法和目的解释法值得商榷。根据著作权基本理论以及国外高水平精神权利立法动态,判断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也应当以有损作者的声誉作为客观构成要件。     

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评价与反思

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其立法背景、国际对策、保护水平、行政管理、司法体制、运用效果、文化基础、制度模式、战略实施等状况如何,需在法学层面上作出理性总结和思考。笔者试从民间视角,以学术研究,提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评价的"蓝皮书"观点。     

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循环经济立法非常发达 ,文中考察了其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阐述了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的目的与基本原则 ,对其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体系进行了归纳 ,并就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关于在我国物权法中设置居住权的几个问题

本文首先从居住权的历史沿革出发,研究了罗马法以及法国。德国物权法有关居住权的立法例;然后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就居住权是房屋这一财产在财产体系中的地位提高的必然反映、居住权有利于提高房屋的利用效益、有利于发挥家庭职能、有利于平衡房屋的利用利益等几个方面说明了在我国物权法中确认居住权这一他物权形式的必要性;最后提出我国物权法对于这种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应当以“居住权”概括之,并可以将之定义为：居住权就是特定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文章还对居住权的取得和消灭、居住权的效力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遗产归扣制度的理论、制度构成及其本土化

从民法制度的发展与流变过程中可以看出,遗产归扣制度是一项历史悠久且饱含社会价值的法律制度。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遗产归扣制度是法律拟制理论在立法中的运用,该理论完好地维护了家庭伦理关系,解决了整体性正义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它的伦理性与我国婚姻家庭法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现实有着极高的切合性,完全可以依我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实际在继承立法中进行本土化改造后予以移植。     

论仲裁员制度的相关问题(上)

科学的仲裁员制度是保证仲裁质量,发挥仲裁优势的重要保障,是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本文作者从我国现有的有关仲裁员制度的规范及实践出发,指出其存在的立法上的缺失及具体设计上的缺陷,并就完善该项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我国现行仲裁员制度立法上的疏漏、我国现行仲裁员具体制度上的不足、有关建议。     

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理念变迁

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理念受到一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影响,从直接的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体现了立法理念追随制度变迁的轨迹。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干预的经济立法理念也表现出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发展趋势。新时期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是尽快提升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地位和比例,力求对宏观经济从行政调控到法律调控的转换。     

我国地方立法权扩张的政治后果分析

本文以建国以来中央——地方立法权限演变的历史说明地方立法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市场化发展和民主化改革是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动力,并以事实和数据剖析了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现状,从社会影响角度分析了地方立法权限扩张的政治后果,从保证中央立法权威、党政关系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证了目前我国立法分权的发展还不能影响到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因此,应将注意力从关注"到底放不放立法权"的问题转向"如何放好地方立法权"的问题。     

杨鸿烈其人其书

本文在对我国 2 0世纪上半叶著名法律史学家杨鸿烈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的基础上 ,着重对其三部代表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和在学说史上的贡献作了阐述 ,并就中国现代法律史学如何走向繁荣发表了看法。     

立法权的内在限制——一种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

立法权的限制是宪政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权力形态的立法权 ,其出现及其发展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因而 ,对“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就应当作历史的考察 ,在厘清“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蕴含的深厚意义的前提下 ,才能探讨“如何限制立法权”这个进一步的论题。从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探讨立法权的限制 ,有利于厘清立法权限制的另一个维度 ,即内在限制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立法权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