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环节行刑反向衔接类型化规则建构

行政犯从属性、独立性原理以及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奠定了行刑反向衔接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可按照刑事责任型、线索移送型、合规不起诉型三种类型建构反向衔接规则。刑事责任型的衔接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化的刑事责任实现,检察机关应对行政处罚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性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程序性审查、协调归口以及后续跟踪落实职能。线索移送型的衔接本质上是行政违法线索移送,是否以及如何给予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决定,检察机关可以监督但不干预行政处罚裁量,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对线索作形式审查,行政检察部门实质审查并开展监督。合规不起诉型的衔接本质目的是实现合规从宽互认和接续监管,检察机关对如何从宽处罚应提出具体意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主导实质审查,行政检察部门承担形式审查和跟踪监督。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     

以提升检察意见质量强化行刑反向衔接的路径

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制度,是强化行刑衔接配合,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实践中检察意见专业性、精准性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直接或间接导致文书适用不规范、部门间线索移送不顺畅、行政机关接受度不佳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抓住检察意见质量这个关键,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视角融入检察意见制发环节,从作好行政处罚行为定性、判断好是否应当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审查好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提升检察意见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推动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开展。     

行政检察新论

行政检察监督涵盖法律监督职能与参与诉讼职能,二者存在既紧张又融洽的关系,要处理好二者的平衡问题。应从立案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方面进一步强化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同时探索建立诉讼外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工作机制、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工作机制以及探索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等,推动行政检察科学发展。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定位与制度发展方向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将行政检察监督范围从诉讼领域拓展至行政执法领域,是新时代行政检察持续发力方向之一。从职能性质、履职范围和履职过程观察和审视,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应是直接监督、适法监督、事后监督。基于此职能定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良性发展应当重点关注职权配置和运行规律,以职权入法打破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合法性质疑,以功能发挥廓清与行政公益诉讼之间的边界,以精准监督体现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补强监督优势。     

俄罗斯行政检察制度研究

当代俄罗斯行政检察制度由法律执行情况检察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三部分构成。俄罗斯行政检察的理论以检察监督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三部分子内容的专门理论构建而成。法律执行情况检察监督分为法律执行检察监督以及遵守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检察监督两部分。在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对公务人员的行政违法行为以及行政违法案件的提起、审理和裁决实行监督。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方面,检察机关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结论以及对各审级法院的裁决提出抗诉。我国行政检察应将规范性法律文件纳入行政检察监督范围,增加行政检察的监督手段,加强检察机关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构造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一个新课题。推进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应当明确相关依据的具体要求，搞清楚行政行为及行政违法行为的内在逻辑，把握好相关原则。可以先从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的研析入手，掌握行政行为的瑕疵及其后果，把握好行政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准揭示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违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内容、方式和程序要求。检察机关要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既要坚持违法必究的原则，又要做到“违法不一定纠”；既要亲自督促被建议单位落地落实整改，又要促成各相关主体依法依规有效履职的合法规范运营机制。     

检察机关“行刑衔接”研究

行刑衔接机制是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行政权接受检察监督的一个平台。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制度中的职能、定位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职责、行使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具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本质属性。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律监督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对于充分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严密国家监督体系、不断提高和释放司法效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检察监督应当有其边界，正确把握“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要求，将具有可监督性的行政职权行为纳入监督范围。对于在个案中难以纠正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宜以个案检察建议的方式予以监督。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应当厘清与行政公益诉讼的边界。     

证券犯罪中的行刑转化问题分析

行刑转化是指案件在行政领域与刑事领域的移转问题,它集中于行政犯领域,这种转化是双向的,既包括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转入刑事司法领域,也包括刑事司法审查中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案件转移。证券犯罪作为行政犯的一种,     

浅议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本文从现实必要性、法理依据和制度构建三个层面,深入探析了行政违法行为实施检察监督的基本路径.     

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探究

恐怖主义行为因情节不一可区分为恐怖主义行政违法行为与恐怖主义刑事犯罪行为，我国对其认定采取的是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双轨制”的模式。虽然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恐怖主义认定的实践和理论中都具有行刑衔接的必要性。由于存在立法价值选择上重安全轻自由、反恐立法体系组织上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导致出现反恐对象指向不明、立法体例合理性欠缺、执法司法程序衔接不力的问题，影响了反恐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对此，应从理念导引、形式与实质并重的法律保障方面建构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程序论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依法治国的必然结果。作为过程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需要法律程序作为载体,而作为依法治国结果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同样需要程序作为保障。系统研究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程序问题,应主要从该监督程序构造、运行、关联的一般理论进行,进而构建以解决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问题为主旨的监督程序制度规范框架。     

行刑执法衔接中检察监督机制的构建——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为例

由于缺乏检察监督,知识产权案件的行刑执法衔接未得到有效保障,"以罚代刑"的情形不断出现。破解行刑执法衔接的关键是加强检察法律监督,而此前提为确立"刑事优先原则";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中应当以信息共享平台为主线,完善相关立法,并建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     

行刑双向衔接的内在逻辑与有效运用

自202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积极探索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行刑双向衔接机制的有效运行，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随着十八届四种全会提出加强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使得人民检察院在司法领域中不仅发挥着检察监督的职能,更要注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完善“两法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司法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针对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两法衔接”机制,对现存问题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使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系统的两个执法者的角色在工作衔接的过程中合理转换.     

浅析如何完善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

自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初步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机制以来，进一步推动了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工作，增强了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合力。然而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中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工作机制不明确、监督不力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衔接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规范立法、完善工作制度和程序、强化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等方面做了相关探讨，建议以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基础，以检察机关的查阅权为手段，以监察机关、反贪、反渎职侵权部门为后盾，构建一个从权力机关到司法机关再到社会监督的网络，希冀能对完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作机制，进一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有所增益。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制度建构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主要包括“行政违法向刑事犯罪递进”的行刑衔接和“刑事犯罪向行政违法回转”的刑行衔接，实践中均面临一些运行困境。应当完善企业违法调查中的行刑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可以提前参与行政机关对企业违法行为的调查程序，落实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企业犯罪案件的立案衔接。应当拓展公安侦查程序中的企业合规治理，并加强执法司法合作。完善企业合规案件在审查起诉程序中的刑行衔接，联合开展企业合规考察评估等工作，合规整改并不免除涉案企业在法律上应受之行政处罚，提高行刑处罚结果互信互认及行业合规治理效果。     

虚假诉讼检察监督职能再定位

虚假诉讼在我国的典型存在，除了归根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诉讼诚信原则的失范因素以外，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调解制度的固有局限性也不无关系。检察监督对虚假诉讼进行规制和遏止具有天然制度优势。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权是兼有行政性质与司法性质的混合性权力。虚假诉讼打破了传统民事诉讼基本构架平衡，加强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该参照权力制衡理念，以事后监督为主，兼顾事前和事中监督，坚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重在与各方协同，避免部门对立，并在司法谦抑与能动检察之间寻求平衡，推动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守正创新。要实现检察监督职能的理念更新和重新定位，检察机关应当在虚假诉讼治理中发挥先锋主导作用，通过立法进一步拓宽虚假诉讼案件来源机制，赋予检察建议刚性约束力，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构建“民事、行政与刑事”制裁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