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区的社会学思考

和谐社区有着自身的特征与意义,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石和检验标准,是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城市管理运行有序以及在基层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当前存在着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与社会伦理、居委会角色与社区居民角色、社会开放与社区封闭、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社区工作非职业化与社区建设的冲突因素。构建和谐社区必须整合社区资源,强化居民认同,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     

社区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运行困境及优化

整合社区资源,培育和发展社区枢纽组织,构建社区多元资源配置网络,成为当前政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内容。近几年,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成为政府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整合与配置社区资源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基金会建设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无论其内部组织建设,还是外部环境协调都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对上海H区的社区基金会进行调研发现,政府"越位"、"缺位"与社会要素支持不足是制约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困境。加强政策引导与行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社区支持体系、提高组织自治能力是当前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进一步优化的建设重点。     

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的服务型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社区成为城市构成和管理的基本单位。如何处理好社区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区作为一个基层群众单位,其自治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帮助,而建设服务型政府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并培养居民自治意识。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建立的“三站式”群众诉求矛盾解决机制,由政府和社区有机的互动联动,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社区自治体系,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警务

社区自治组织一般是指由社区居民会议选举产生的代表和组织社区居民实施社区自治职能的社会组织。它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这类社区自治组织所具有的群众性、自治性、基层性、地域性、广泛性等特性,决定了其在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减少政府干预,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是有效组织实施社区建设及社区警务的重要保证。     

社区工作有效运作的机制和条件

中国社会的转型使体制外空间迅速膨胀,人民生活需求日益多样化、多层次化,两种力量催生、拉动了中国的社区建设.而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着一些制约社区建设进展的因素.为促进社区工作的有效运作,应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促进社区的自治功能;建立健全社区组织体系,规范民主自治载体;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推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网络体系.     

城市社区低度居民参与：表现 原因 对策

尽管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全面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但近二十年过去了,困扰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快速发展的仍旧是低度的居民参与。这种低度参与表现为社区参与主体范围狭窄,社区参与广度与深度有限,社区参与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社区参与制度化渠道不畅。主要原因是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显著导致居民利益诉求难以上传,由政府发起的社区建设重在改善基层管理而非培育自治力量,居民资源获取多元使得社区动员渐失魅力。改善对策为：居委会功能去行政化;居民利益社区化;培育社区民主自治文化。     

“三项措施”推进区域化党建

坚持“三线运行”，健全社区区域化党建组织基础。以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为重点，将党组织延伸至138个网格，建立完善社区党的组织体系。以推进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为目标，广泛搭建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楼栋长、楼门信息员4级自治构架，建立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选聘105名辖区单位领导担任街道、社区“大工委”兼职委员或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建立完善以区、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