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职业化的现实障碍及改革途径

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是法治对现代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基本途径.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存在诸多现实障碍,通过积极推进法院体制改革、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完善法官遴选制度、促进法官专业化和裁判独立,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必由之路.     

困境与进路:年终法院立案难现象之反思

年终立案难是我国司法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正当利益,而且影响法院"司法为民"的公正形象。破解立案难问题,一方面法院需要改变工作体制机制,制定科学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加强法官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要寻求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非诉机制与诉讼机制合理对接。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     

浅论法官司法能力建设

法官司法能力是指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的本领,是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时应该具有的能力类型。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指导原则是符合审判工作的特有规律;因地制宜,重点突出,循序渐进,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具体途径与方法是加强学习、实践、考核与保障。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应界定为法官和律师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收集证据材料以及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各种活动。法院调查证据的原则应该包括合法性、及时性、客观性与中立性。正确处理当事人收集证据与法院调查证据的关系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事证据立法应重视我国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完善。     

法官员额：理论逻辑、现实背景及制度构建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法官员额制度则是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各种因素,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确定不同级别、不同地域法院的法官员额,稳妥推进现有法官队伍的精英化重组,尽力适应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需求。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卸责机制——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

由司法行为带来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这些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司法规律和司法体制塑造了将责任汇集于法院最终由法官个人承担的责任分配体系。成为归责中心的法院和法官往往将自身压力往他处转移,形成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向四周其他主体扩散的卸责机制。卸责的手段主要有诉诸权威、规则依赖、对外转移和集体承担等。从机构层面看,法院通常将责任转移给检察机关和上下级法院;在个人层面上,法官则将责任转移给合议庭其他法官、陪审员、审判委员会以及被告人本人等。司法责任制改革在落实如何追责的前提下应当探索构建合理的卸责机制。相比于遇到瓶颈的“实体控制模式”,发挥程序功能对责任进行转移分担的“程序控制模式”效果更加显著且更易被法官所感知。     

论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法院的"提前介入"

黑恶势力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形态,其"复杂性"与"恶性"特征导致案件的危害性大于普通刑事犯罪,此为法院提前介入之必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在现代法治的范围内依法打击犯罪,法院介入的中立性底线不可突破,要严格把握法院介入的尺度和时机.为防止法官提前介入而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应设立专门介入法官、提供证据标准指引规范、发布专项"指导性"案例等路径,在保持审判中立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法院的证据引导作用.     

侦查程序法治化研究——以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为视角

近年来,在我国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下,侦查程序法治化已成为完善公安侦查行为的重要任务之一,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则是实现我国侦查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科学性等法治理念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主要通过对司法审查机制的分析和研究,在借鉴和利用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机制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机...     

关于法官制法的思考

法官制法有其必要性和客观性.实现法官制法就要求司法体制的改革.确立实质性独立原则;建立一个完备独立的法院体系;法官实质性独立;建立健全法官保障机制;全面提高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     

用学理解释作判决依据违反法治原则——从一起简单民事案件的复杂诉讼历程谈起

法院以司法改革为名 ,把法官的学理解释作为裁判依据 ,违背了我国“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个别法院用独立司法权来抵制人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违背宪法精神。司法改革必须有序进行 ,在理顺审判机制的同时强化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 ,包括对失职法官的过错责任追究。无此便不能确保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的实现。     

职业保障是法官职业化的底线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这一讲话首次把改革法院人财物体制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为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中职业保障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指明了今后法官队伍职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我们必须正视和明晰法官职业保障存在的各方面问题,积极实施改革办法,构筑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本底线。     

中国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回顾和展望

法官教育培训是一种直接为法院审判工作服务的职业教育，也是一种与高等法学学历教育相衔接的后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其目的在于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和增强法官的司法能力。因此，法官教育培训必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创新法官培训方式、改革教学方法完善课程设置、加强教材建设和教学质量管理，增强法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由理论研究型向理论与实践结合型转变、由知识培训型向知识与能力结合型转变，推动法官教育培训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取证制度刍议

我国目前的法院取证制度存在着制度嫁接错位、违背程序公正原则、制度相互冲突和消解、不利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不利于形成现代的司法观念等诸多弊端 ,应摒弃对法官直接取证的价值的迷信 ,构建完全由当事人取证的制度。     

对涉诉信访的思考

涉诉信访的成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信访人的原因,法院或法官方面的原因,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等.对涉诉信访不能堵,只能疏导,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减少和化解: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加大调解在案件审判中的运用;对群访、重访等疑难信访,可引入听证解决;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牢牢树立司法为民的服务意识;建立长效机制处理信访问题;建立对恶意信访的惩戒机制.     

谈法官独立

法官从附属到独立的转变,将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法官独立,不仅指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的干预,也意味着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 法官独立,是审判权固有的特性所决定的。审判权的判断性和中立性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法官只应接受监督而不应接受命令。同一法院的法官之间可能因资历等原因而等级不同,但法律赋予的审判权应当是平等的。 法官独立,是司法程序之必须。司法程序是比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

本文通过对司法理念和现代司法理念的认识,认为司法理念的实践必须以法官思维为依托。比较传统法官思维和现代法官思维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了法官思维理论产生的原因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思想,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合理途径。并指出法官思维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法治完善的意义。     

司法行为规范化的现实问题及路径优化——以S省A市人民法院为考察样本

局部地区法院对司法行为规范化重视不够,一些影响司法行为规范的深层次因素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以S省A市两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规范情况为研究样本,透析出司法行为不规范现象频发,尤其在立案、庭审、送达等重点环节更加严重。引发问题的原因众多,包括局部法院日常监管相对乏力、部分法官综合素质有待提升、案多人少压力的持续递增、专项教育培训的长期缺位、司法公开程度的有待深化等。建议通过培塑法官司法行为规范的自主意识、革新司法行为规范的培训机制、强化司法行为规范化的监管力度、优化司法行为规范化的制度配套、规制法官作出的自由裁量权等加以优化。     

主审法官责任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设计

法官责任制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法官责任制,是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应赋予主审法官独立的裁判案件的权力,由其对所审理的案件负责,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现象,能够有效去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同时,加大对法官职业的保障力度,增强法官的主体地位,提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誉感,真正使法官热爱司法事业,增强法官的自律意识。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主动接受监督,以公开促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以2014年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为视角

将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是我国司法领域改革一直致力于打破的藩篱,是遏制司法行政化的必要一环。深圳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为法官职业化改革点起了"一束光",并需要进一步细化,接下来的法官职业改革至少应该在理顺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法官职业选任条件和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     

现实环境投射下的法院队伍管理及管理能力建设

强化法院队伍管理是为了提高法官司法能力,规范法官司法行为,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长期以来,我国法院队伍管理一直存在着较强的行政化色彩,这种传统有利有弊,而其弊端已日益困扰司法工作的顺利推进,各地法院对此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改革探索,但效果还不甚理想,因此有必要从强化法院队伍管理能力各要素入手,提高法院队伍管理能力,实现法院管理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