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谈及"与"正式评价"

日前,读臧克家同志的《毛泽东同志的新诗观》一文,颇有点感触——当年毛泽东同志曾就新诗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看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此言不乏幽默,却也足见毛泽东同志对新诗的不够喜欢.但是否可得出贬抑新诗的结论呢?臧老的回答是否定的.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给臧老和《诗刊》编委同志的信上曾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他还说过:"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显     

大学新诗教学与校园诗歌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大学新诗教学与校园诗歌发展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问题。前者在课程、教师、学生、教材等方面,后者在新诗地位、社团活动、作者、读者等方面都面临困境。改进大学新诗教学并促进校园诗歌发展,要从鉴赏、理论、写作、朗诵等四个方面入手,在教学中使之有机结合并相互促进。     

刘大白和新诗

作为“五四”前期的诗人刘大白,人们早已不记得他了,但由于他的《卖布谣》等诗,刻画了旧中国农民的不幸和凄苦,又曾被选入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本,有过较大的影响,所以有些文学史作者也曾在著作中简略地提到过他。 刘大白本姓金,名庆棪,字伯贞,辛亥革命后改姓名为刘靖裔,字大白,又曾用“汉胄”为名,这在当时多少反映了他内心的反清意识。他是浙江绍兴平水镇人,早年曾考中举人;颇有旧学根底。1917年“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在早期写作白话诗的文人中,刘大白是与刘半农、康白情等同时以写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疾苦的新诗出名的。     

唐弢的治学精神

<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唐弢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追求再合适不过了。1987年我采访唐弢先生时,唐弢已经74岁高龄,早已"功成名就",是全国瞩望的著名学者。可他人老心不老,仍在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忙于完成他的毕生夙愿——鲁迅传记的写作。"我不想写第11部!"当时,陆续出版的鲁迅传记已有10部之多。唐弢要写的这部按顺序排列应是第11     

刘震云幽默生活

刘震云是15岁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那是1974年，他刚当兵。 母亲对他写作影响最大 刘震云说，母亲是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他说：“我母亲是个卖酱油的，酱油店边上有个书店，她经常拿鲁迅的书看。有一天，她知道我在搞写作，就说：‘你也写东西？这工作不难。’     

文以人传两题

鲁迅在《阿Q正传》开头一段写道:“……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 在鲁迅,这几句话不过是涉笔成趣的题外议论,但的确也提出了一个文传人还是人传文的值得思索的问题。夸大点说,还是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的文学上的头等人问题。 想了一下的结果,似乎觉得答案应该是文以人传。不过这回的意思和鲁迅所指的已经两样,鲁迅指的人是作家所写的人,此人靠不朽之笔而传,而不朽     

宫竹心和鲁迅

宫竹心是何许人?查新版《鲁迅全集》注释,仅知他笔名白羽,山东省东阿县人,生于1899年,病逝于1966年。早年曾与鲁迅交往。他曾任北京《国民晚报》、《世界日报》记者、编辑。先前曾在北京邮局工作,因爱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与鲁迅通信,深受影响;但后来又迫于生计,转变方向,成为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家。当时在华北,     

瞿秋白：多才多艺的职业革命家

瞿秋白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多才多艺，成绩斐然。如果做记者、文学家、学者、教师等职业，他可能不会输给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1923年，24岁的瞿秋白曾在上海大学讲课，走廊里、窗台上都站满了听课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的丁玲，也曾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在下面听他讲课。论文采，他不在鲁迅之下，并赢得了鲁迅的尊重。他去鲁迅家做客时，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在瞿秋白去世后，鲁迅整理他的遗著时用的是最好的装帧。同时，瞿秋白的俄文也极好。他还精通医道，精通书画。     

鲁迅是怎样教书的?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儿子周海婴曾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实际上鲁迅也是一个教育家.……     

鲁迅与篆刻

鲁迅先生曾于1914年写过一篇有关篆刻的短文,收于许广平编的《集外集拾遗》,这是仅见的鲁迅谈治印的专文,题为《<蜕龛印存>序(代)》。后来他虽无暇注意及此,但他游览过杭州的西泠印社,对这个专门研究篆刻艺术的学术机构颇为重视,也很关切。 川岛(章矛尘)在《鲁迅先生1928年杭州之游》一文中,曾记述了鲁迅游览西泠印社的往事。此次游杭,鲁迅偕许广平同来,自7月12日晚至17日展,前后游憩了四天,这在鲁迅辛劳的一生中,是很难得的数日之闲。 鲁迅到杭州的第二天,就由郑奠和川岛陪同前往西泠印社。他们在“四照阁”     

不喊“稍息”

在有些政工干部耐不住寂寞,不安于清贫而“摇摆不定”,打算在政工岗位上“撤退”时,我却为自己喊上一声“立定”！并把“立定,不喊‘稍息’”作为警句,写在自己笔记本的扉页。 说来在政工岗位上已工作七个年头了。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平常就喜欢舞文弄墨。踏上宣传岗位之前,也曾写点文学类的东西。政工岗位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刚进宣传部,分配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为了尽快适应,我自购了一些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抓紧业余时间研读。此外,努力熟悉我所在企业的业     

鲁迅鲜为人知的一面

今天提起鲁迅,人们往往将他想象成一个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天天跟人打笔仗的作家,一个至死也不肯宽恕的世故老人;其实不然,除了“金刚怒目”,鲁迅也有“菩萨低眉”的一面. 鲁迅并不像一些人传言的那样自私、冷酷和无情,相反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以至于受伤后仍“以德报怨”.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有位青年学生,因仰慕鲁迅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鲁迅不但收留了他,还收留了他找的女友,给他们提供吃住.这位青年学生不但心安理得地享用了这一切,甚至还提出要鲁迅为他谋一出路.鲁迅没法子,只好找到郁达夫,请他为这位青年学生去谋一职业,假使真的找不到,那么就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则由鲁迅自己出,让郁达夫转交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这位学生.     

“犯了再吃,不如常吃不犯”

“犯了再吃,不如常吃不犯。”这句话想必您一定不陌生——对,是一句广告用语。当然它是为一种药品做宣传,意思也再明白不过了。但我却由此想到了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如果把‘吃’换成‘做思想工作’,不是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我们工作的重要性     

一个建议:加强对鲁迅的宏观研究

对于鲁迅的研究,这十多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不过,我有一个粗略的感觉,过去十多年中,对鲁迅的宏观研究,即从大的方面或总的方面去研究和评价鲁迅的工作,似乎做得还很不够。 我所说的“宏观研究”(这个词也许不够确切,暂时借用),主要是指把鲁迅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杰出人物,去研究他对我国的(包括过去与将来)主要贡献大体上究竟是些什么。也就是说,要对鲁迅作为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者,这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展开研究。上面这些,是毛泽东作出的历史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十分正确的,表现了远见卓识,是高出于党内外的一切人的。我以为,确实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把鲁迅置于一个永远不可动摇的光辉的历史地位,也才能充分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思想,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程中原编选的《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全书收入作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间的作品二十篇,分四辑:一辑小说,二辑剧作,三辑新诗、散文、杂感,四辑文学评论。 张闻天同志(一九○○—一九七六)是我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他曾参加早期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发表了不少创作、评论及翻译作品,在当时颇有影响。一九二五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革命活动转到了党的工作方面,     

《继母》的母性问题

鲁迅发过一次怪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见《小杂感》)有位确实是鲁迅研究的专家说:不对,女人也有妻性。可惜他的文章到此戛然而止,没有说明他看到的或想到的女人的妻性是什么,无法判断他和鲁迅的分歧到底在哪儿。 闻一多先生以新诗名家,然后又专攻中国古代文化。他的论神话、《诗经》、《楚辞》、乐府、唐诗诸作,蔚为大家,誉满学界。有一次他直接指出:妻性就是奴隶性。这使我非常佩     

“将……化为一笑”

过去的文学史家,总喜欢将30年代林语堂在《论语》上提倡幽默的实质归之为:“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因为这是鲁迅《论语一年》里的话.鲁迅是在引用金圣叹临死前那句妙语:“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之后,才说了这番话,以证实中国无幽默.在鲁迅看来,金圣叹的妙语,只能算作“笑话”.在那时的中国,所谓“幽默”,要么倾于对社会的讽刺,要么堕入“说笑话”.不过,作为老朋友,鲁迅毕竟能从在幽默小品的牛角尖     

无法骂倒

以漫骂逞英雄，似乎是一种老手段了。拉开嗓门儿骂一通，从祖宗三代一直骂到曾孙重孙，既不要论据，也不要论证，信马由缰，骂到哪里算哪里：文坛么，中国可曾有过文坛？鲁迅？鲁迅是谁？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不过是几块老骨头罢了。茅盾？茅盾有什么作品？《子夜》，...     

学问不管饱

鲁哀公四年,孔子受困于陈、蔡之间,一度绝粮。时有西鄙野人负粮来见,对孔子说:“您老先生的年纪不算小了(孔子时年六十一岁),学问恐怕也是很大的,却仍不免于挨饿——学问之无用,可知矣！”孔子微笑着点头称是。 客人走后,子贡问孔子:“老师您曾教导我们,学问之道,可以齐民,可以治国,可以修身,可以立言——可您刚才怎么说它没有用呢?” 孔子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他所说的‘有用’,不过是‘温饱平安’之谓也。学问又不管饱,我跟他说什么呢?” 子贡说:“然则学问就不可以用来干禄(求取功名利禄)吗?” 孔子说:“干禄的问题我过去讲过了(见《论语     

关于回忆录的可靠性

偶然读到为茅盾诞辰一百周年而出版的《茅盾和我》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在这里面看到了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记载。 臧克家的《往事忆来多》一文中说: 我曾向茅盾先生提出两件文学史上的疑案,请他回答。那是在他乔迁到交道口南三条新居之后了。 第一件事是:关于1935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到达陕北,鲁迅打电报祝贺,多年来报刊上说法不一。有的说您也落了名字;有的说只有鲁迅一人。到底真相如何? 他没假思索就回答说:“是这样的:关于打电报的事,鲁迅曾经对我提及过;但发电时,他并没有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