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

刑事被告人的口供（以下简称口供）是法定的六种证据之一,它是刑事诉讼中使用最普遍、最多的一种证据。怎样看待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审查判断口供的真伪,是办案人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     

被告人口供作为证据使用的法律思考

随着刑事诉讼执法的不断深入，对刑事诉讼证据规格的要求愈来愈严格，其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更是备受关注，笔者试结合审判实践和有关理论，从犯罪嫌疑人口供与被告人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沉默权制度下被告人口供的效力，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口供制度

口供是指刑事立案以后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其自己涉嫌的或者被指控的犯罪案件事实的有无和罪行轻重以及自己的其他犯罪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本文将就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口供制度的特征,结合国外口供制度,再就我国现行口供制度发表自己的一些浅见。     

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分析评断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问题,在各国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立法和司法实践重点关注的问题。作为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由于口供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他证据无可比拟的价值,所以它对负有侦查职责的司法人员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任何做好口供的分析评断对实现司法公正、保证犯罪嫌疑人权益有重要的意义。     

口供中心主义评析

受观念、传统、制度、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仍然带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多是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主义的理念和办案方式。口供中心主义虽然能保证绝大多数案件的正确处理,节约刑事诉讼的直接成本．但却异化了诉讼构造,增加了错误成本,损害了过程利益,导致刑讯逼供不止,冤假错案不断。为此,应当在对口供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在程序法中构建激励型的取供机制,在证据法中确立“不轻信口供”的口供运用机制．逐步推动口供运用理念及方式的根表峦革     

论口供

被告人的口供是刑事诉讼中使用最普遍、最多的一种证据。对于口供这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在判断使用中掌握什么原则?如何正确对待?不论在实践中或是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发生的某些错案，往往同不能正确对待口供有密切关系；而理论上缺乏指导，又是不能正确对待口供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口供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几个理论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问题,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国际性课题,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则有赖于对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作深入的研讨。 一、人权保护与现代刑事诉讼的建立 当我们欣赏现代刑事诉讼的民主和文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跃然纸上,即现代刑事诉讼从何而来?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刑事诉讼是另一番景象:(1)法院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集审判权和起诉权于一身,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2)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的主体,而是刑事诉讼的客体,他在刑事诉讼中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相反却有招供的义务;(3)有罪推定被广泛采用;(4)被告人口供被奉为证据之王,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自证其罪的义务;(5)法院审判秘密进行,对法院的错误判决没有救济程序。     

刑讯逼供的法律结构原因和根本对策

客观真实论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合理的犯罪构成结构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手段逼取口供的内在动因。必须实现审判权的完全独立,并加强审判公开,确立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完全主导地位,由法官对案件自由地进行实质判断和心证,才能降低证明标准,使侦查人员从对口供的极力追求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     

口供在刑事案件中应后置审查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没有正确认识口供在证据体系中的作用。在错案中,经常能见到刑讯逼供的影子。正是因为存在“口供情结”, 造成了执法上的偏差。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口供。笔者认为,在检察机关审查刑事案件中,应把口供置于各种证据之后进行最后审查。一、口供是刑事诉讼证据体     

刑事申诉案件“息诉难”及其化解

刑事申诉是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刑事诉讼处理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但由于我国法律对于申诉的时效、次数、审级等方面没有限制规定等程序上的缺陷,申诉人申诉视角与申诉受理机关审查视角存在差异立场等原因,致使刑事申诉息诉较为困难。通过建立刑事申诉时效制度、完善刑事申诉检察工作机制、加强检察人员整体素质等方略,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刑事案件申诉＂息诉难＂现象。     

口供地位的历史反思与现代完善

在不同历史时期证据制度下,口供在诉讼中占据的地位是不同的,并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定证据的一种,其具有真伪两面性,对待口供应该不轻信口供,同时重视发挥口供的作用,我国应当采取措施进一步使口供地位科学化,以更好的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中对口供倚重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兼谈规制刑讯逼供的法制措施

刑事诉讼中,口供是一种很古老的刑事证据。诉讼伊始的审讯问案,其目的当然是获取当事人对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和核实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讯问案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嫌疑人口供。《唐律·断狱律》中曾有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为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嫌疑人最了解案情真相,所以其供述最为可靠,这是当时执法者普遍认同的观念。对口供的过分倚重必然导致刑诉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为我国封建法律所认可。虽然已为现今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已是当务之急。     

论我国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的双重确定

作为刑事诉讼基本要素之一的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内容系统庞杂,但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素有争论,时至今日也并未达成一致,这阻滞着公诉变更、法院变更罪名、＂一事不再理＂等问题的解决。应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目的,并以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为双重基础,确立包含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在内的案件事实、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事司法的务实倾向,有利于促进人权保障和刑事司法改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与＂宽＂是不可分离的。本文指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一方面要严厉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另一方面也要展开刑事诉讼机制创新,如刑事和解、诉辩交易等,同时还要激活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适用。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性思考(下)

(接上期) 六、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 根据刑事诉讼主要通过何种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可以分为口供本位和物证本位两种证明方式.口供本位证明方式也就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虽然也注意收集除口供以外的各种证据,但口供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因此全部证明活动的核心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不重视搜集其他证据,并主要根据口供认定案件事实.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我国现行口供制度的缺陷 缺陷之一:口供制度本身存在内在的矛盾与不足。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承认口供对案件事实独立和完善的证明力,禁止以刑讯逼供获取口     

刑事和解保障论

目前,学术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念价值、社会效用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始终没有形成思想和学术上的合力。分析其原因不难看出,刑事和解的适用在＂修正＂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同时,其本身所呈现的一些缺陷成为合力形成的最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保障机制,如加害方＂真诚和解＂、被害方诉权实现、司法效率保障等保障性制度,为使刑事和解制度真正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种有益模式进行制度上的探索和研究。     

办案要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我们审理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之一。被告人的口供、辩解,是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也是被告人辩护的一种手段。由于被告人在案     

对口供的作用及证据效力的再认识——兼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刑侦工作方式的影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在司法实践中统称口供。口供是法定证据之一。在传统的证据分类中,它一直被当成证明力极强的直接证据。由于这一证据形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量存在,其作用及证据效力历来倍受关注。实践中,有不少侦查人员过分倚重口供,夸大口供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破案阶段的作用,有的抱持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甚至不惜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笔者认为,对口供的作用及证据效力有必要予以重新、全面审视,以进一步澄清侦查人员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尽快纠正业已普遍形成的办案思维定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调整改进刑侦工作方式,顺应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要求。     

浅谈“毒树之果”的合理运用

刑事非法证据“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在法学界争论较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行以后,对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更显得重要.笔者特谈管见,以求教同仁.“毒树之果”,是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能否采信所作的一个形象比喻,指的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