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商品化引起的法社会学思考

2009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个人信息买卖行为本应该有所收敛,事实情况却是个人信息买卖行为以更加隐蔽的形态出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范个人信息泄露,应得到法律人更为重要的关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所确定的罪名应概括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对本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故意、组织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含义和犯罪客体进行理解和把握。通过本罪的适用，还可以发现刑法在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上存在某些不足。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本文讨论了个人信息保护在刑法层面的问题。针对保护主体范围、入罪行为方式、个人信息认定和空白罪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限定

刑法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扩大化规定具有刑法解释扩张化的倾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个人信息人格权中的信息自决权,个人信息自决权包括个人信息公开的自决权以及个人信息使用范围自决权,不具有可识别性个人信息不在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法益保护范围之内。司法解释对不具有可识别性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目的主要是对抽象的公共利益的保护。司法解释将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范围既容易导致刑法的立场不明确,不利于保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也不具有必要性。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的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网络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下,个人信息不仅被广泛地收集和利用,也面临着泄露、滥用和侵犯的风险。因此,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变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本文将探讨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问题及对策。首先回顾当前的法律框架,并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其次探讨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对公民权益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危害,并着重讨论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角色和责任。最后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和建议,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若干问题之再思考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我国在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开始设立的,2014年10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这一罪名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虽然修改后的新规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罪还不是很完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如"情节严重"认定的具体标准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加以明确。本文将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关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新规定进行分析,并对本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加以探讨。     

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罪的刑法保护探讨

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互联网络成为人们获取数据信息并实现自由交流的重要平台。而在更加宽松的共享信息平台中,各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现象屡见不鲜,这也让公民的个人隐私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侵害和影响。目前,我国关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工作仍然在逐步地探索过程中,希望能够针对海量数据信息背景下公民的个人信息加大保护力度。2009年,我国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正式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刑法》中一条新增罪名。2020年,《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也正式发布,但考虑到该类犯罪行为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强制性法律规范较为缺失,也出现了入罪标准定义不统一等多方面的缺陷问题。因此,进一步探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犯罪的刑法保护方案,也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主要分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要件,并且就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性的刑法保护对策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参考意见。     

浅议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保护个人信息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现在正处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时代,面临严峻的挑战。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我国同样不容乐观,大量个人信息被窃取或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并予以出售、非法提供,使得公民的权利尤其是隐私权被严重的侵犯,扰乱社会秩序。本文首先探讨个人信息的定义,阐述我国现行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现状,并提出完善建议。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

尽管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刑法已先行一步、学界也多从行政法角度研究并形成了立法草案,但并不能影响或改变个人信息权为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个人信息与个人人格密不可分,个人信息主要体现的是个人的人格特征,具有独特的权利内涵和边界,在主体、内容、对象等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具体人格权,故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