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古希腊时期的人治与法治思想——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视角

古希腊时期的人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     

对柏拉图法律思想的重新解读

传统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国家,他强调哲学王统治,轻视法律,反映了他反民主的人治思想;后期他培养哲学王失败,才转而在《法律篇》中表达了对法治的诉求。本文从柏拉图生活的时代背景去理解他的思想,得出了和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怎样把握真理,消除智者意见的不良影响,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因为,只有符合真理的政治法律制度才是正义的,才能使社会秩序稳定。因此,我们理解,柏拉图一生一直是在为民主法治构建理论基础,晚年他感到自己没有精力在理论上继续开拓时,才将理论转化为制度,以期后人沿此方向继续探讨。     

道德楷模与哲学王——孔子与柏拉图理想执政者之区别

孔子的人治思想就其强调执政者个人的道德表率作用而言,可称之为德政或德治;而柏拉图所强调的却是统治者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王的统治。孔子思维中的"君子"或"贤人"是极为模糊的,柏拉图笔下的哲学家却是清晰可辨的。     

先秦与古希腊的人治和法治思想比较

"人"与"法"作为治国的两种基本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中西哲人都谈"人治"、"法治",但其内涵实有很大差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到,儒家人治观与民本思想相依存,古希腊法治观与民主思想相统一。     

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的制度形式与理想的道德规范相一致,是孔子和柏拉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个性的不同,使得两者的”贤人政治”在东西方各具特色。孔子的人治观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最终难免会走向人治,而柏拉图的人治观则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它较之孔子的人治思想而言,更容易走向法治。     

人治和法治能互相结合吗?

当前，在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也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任何统治阶级都是把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起来进行统治。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要既实行法治，也实行人治。     

儒、法治国思想比较——谈人治与法治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者个人还是法律制度?在统治方法上,主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还是法律强制,这是自古以来"人治"与"法治"之争的主要内容.     

理性的法治与人治

基于绝对理性的不存在，法治与人治的优劣分析得不出必然正确的结论，只能对法治所用之法和人治所依之人的相对理性进行比较。纵观法学家的理论，法治和人治作用的发挥都要以理性为精神，道德在其中的作用虽然不容忽视但绝非核心。追求理性这个共同点和人治并不等于专政的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在何者为主的问题上，理性的法治往往更容易实现。     

《理想国》中的理想"正义"

在西方经典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对正义进行了严密、深刻、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他以个人天赋论与分工论为前提，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双重实现，构建一个哲学王统治的人治式的乌托邦，达到社会的和谐有序。正义乃成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正义观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对立

<正> 在当前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也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法是武器,人是战士,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好比武器同战士的关系,因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既要实行法治,也要实行人治,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要法治不要人治

在中国法律史上,先秦儒家最初提出人治的含义,是主张靠贤人治国的“贤人政治”。即治理国家要靠贤明的统治者,而统治者本身也必须“正其身”,端正行为。这对当时冲破奴隶制国家的“亲亲”宗法血缘统治,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在以后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人治向极端发展,逐渐变为统治者们背离法律的制约而任意行为的代名词。可见,现代意义上的人治,实际上是封建意识的产物。     

法治与人治(摘要)

为政的核心问题在人与法,也即人治与法治之间互相牵涉的关系,其关键在两者重点的偏差。以今日的社会为据,重法治的社会的确较重人治的社会有秩序,效率高,经济发展快,国家似乎也较强。这正符合了中国法家的论说:以法为政的国家必强。今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政策着重法治。着重法治的作风在西方由来已久。西     

再论人治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治传统而法治传统相对缺少的国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提了出来，并在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终于使我国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探讨法治进程中特有的人治现象

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改革措施，社会各界对其人、其事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社会需要仇和这种大胆改革的人，有人认为仇和这种人是为了获取政绩以达到升迁的目的，也有人认为仇和的改革只会造成社会混乱。笔者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仇和现象、仇和模式是一种人治现象、人治模式。它是和法治现象、法治模式相对而言的，是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所特有的人治现象、人治模式。     

“善良”为何如此重要?——中西人治思想的一个比较观察

本文以中西人治思想中的“善良”为线索 ,探讨了人治思想的终极理由及其差异 ,解读了人治理念的实现途径及其困境 ,从而论证了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人治和法治提法探源

人治和法治这个提法究竟起源于何时,由谁最早提出来的呢?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搞清这个问题,对认识人治和法治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去年上半年,法学界在讨论人治和法治问题时,不少同志认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制度首先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据我查到的材料,人治和法治早在公元前5至4世纪的古希腊奴隶制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毕达库斯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第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思考

从法理上讲,治理国家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不能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应该是以人治与法治在其由来发展中对国家管理的作用,人治与法治的实质含义,并结合掌权者的意志、利益和要求,以及国家建设管理实践来思考、鉴别和选择取舍。     

法治优于人治——探索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建构的逻辑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源于他对柏拉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法治思想,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同时,在该思想体系中,立法的目的是为保障公众利益,公民守法是该思想的理论核心.     

“法治”中的专制——读柏拉图《法律篇》有感

本文认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论述的“法治”观,其本质仍为“哲学王”的专制,这一点是和《理想国》、《政治家》中体现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在政治上的这种“权威主义”理论,其哲学上的依据是“理念论”。这种观念在近代思想界和社会中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