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抑或“自然人”?——对民事主体的价值观念研究

《民法通则》中以“公民 (自然人 )”来表述民事主体 ,引起作者的研究兴趣。本文认为在西方语境中 ,民法上的民事主体的现实基础是市民社会中的市民。西方社会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认识市民 :自然状态中自然人享有自然权利 ,自然人带着这些权利步入市民社会 ,国家只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而存在。所以 ,在民法用“自然人”表述民事主体蕴涵着天赋人权的价值理念。我国清末以来 ,移植西方民法 ,曾使用自然人一词。但是 1 949年建国以后 ,中国民法以“公民”来表述民事主体 ,直至《民法通则》中再次出现自然人。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我国民法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笔者将借鉴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     

“政府人”行为分析之视角转换

目前人们对于“政府人”行为的分析大多选择人性假设作为突破口,这种分析方法的缺憾在于其只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到“政府人”行为背后的原因。事实上,一旦当自然人成为了特殊的“政府人”之后,对“政府人”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已经不仅仅来源于个体自身,而是更多的来源于他所工作的群体;取决于他所服务的组织的功能结构和人际关系。     

试论环境法上的“人”

环境法这一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的直接背景和契机是全球化环境问题的出现和生态危机的到来,但它本身并不以对此问题的解决为唯一可欲的目标,因为它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共同之处在于也是一种权利与利益的分配机制。但相对于传统法律部门来说,它却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革命性,这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环境法对于“人”的界定与预期有着时空上的拓展及突破传统部门法对“人”预设的面向未来更具包容性的擢升。在人的异化日趋严重、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和拟制人对自然人肆意侵蚀的今天,环境法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使命。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商标抢注人“

自2001年年底新商标法出台，允许个人注册商标后，靠转卖商标创富的“商标抢注人”悄然诞生。虽然2007年抬高了自然人申请商标的“门槛”，有关法规也规定，连续3年不使用的商标可以申请撤销，但是靠打法律“擦边球”的“商标抢注人”依然活跃，他们是怎样独辟蹊径抢注商标的？他们击中了法律的哪些软肋？被冠以“商丘商标抢注第一人”之称的张怀魁的经历，或许能给人们带来一些启示。     

“百姓”的相对词是“官吏”

在平常的写作和谈话中,每当涉及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称谓时,我习惯用“公民”或者“民众”的概念,除非是引用或者遇到某些特定的情形,我不会使用“老百姓”或者“人民群众”之类的词汇。有细心的朋友对此不解,我向他们解释: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在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我们理当多使用法律概念。按照宪法学的观点,“公民”是指拥有一国国籍,并依据该国法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据此可以清楚地知道,“公民”的概念,集中体现了自然人基于一国法律所处的地位,它不仅表明自然人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更体现自然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和“…     

私法中的“人”——法人体系的序列化思考

与传统的私法视角下、交易场合中，法人与自然人一律平等，皆为无差别的“私法中的人”的思维不同，在历史观中，“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是具有法社会学意义的两大法人“模型”。两模型之角力，体现为不同的法人类型通过消长其“社团性”，调整团体与团体成员各自就法人财产进行支配的“法律上的距离”，而排列为与其公、私域属性相适应的，促进社会整合的法人类型序列。在历史上这可呈现为各法人本质学说流派的论争，在当代则反映为某些民法典中，不同社会功能法人类型的财产权强弱之差序安排。最终这将促使民法扬弃对法人的狭隘私法定性，正视与回应法人跨越公、私体制的“复合人”特质，进而也提高民法应对社会分化与转型的能力。     

在人与非人之间徘徊——以民法“自然人”概念为基础分析克隆人

生物人法律上主体资格的获得始于罗马法，近代以来，生物人逐渐均可因出生而获得民法上的主体资格，此谓之自然人。自然人是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的生物人，克隆人因其无性生殖而为基于非自然规律出生，不能称之为民法上的自然人，故不能获得民法上的主体资格，不应允许克隆人出生，民法应为克隆技术设置边界。     

单位犯罪中“以单位名义”和“为了单位利益”探析

“以单位名义”不是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并非判断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可靠方法。犯罪以何种名义实施这种犯罪的外在表现形式,不能表明犯罪意志的归属。“为了单位利益”不是单位犯罪的本质要素,但是从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相区别的角度上看,“为了单位利益”对认定单位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以“为了单位利益”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在单位犯罪的大多数场合是可行的。     

论坚持“一人一籍”原则

国籍是自然人隶属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资格与身份，也是国际法学领域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或容许双重国籍，但笔者基于国情，从多方面论证後认为中国仍应坚持“一人一籍”原则；只有在此原则指导下，改革并完善现行的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才能满足新时代华人华侨的要求，切实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合法利益。     

从“有法可依”走向“法律可依”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现在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治工作的重心也应当从立法转向执法和司法领域。     

我国自然人一人公司开办的现状及投资利弊

2005年10月27日修改的《公司法》首次赋予了自然人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从2006年1月1日起,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都有自然人一人公司的诞生。自然人一人公司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相比。既有利也有弊。为了防止自然人一人公司可能出现的弊端,《公司法》设立了五项风险防范制度。这也是自然人一人公司开办不火爆的原因。     

论银行能否作为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

一、问题的提出目前，我国抵押住房贷款保险合同实践中，保险公司签发的“抵押住房保险单”在批注事项一栏中一般都注明：“本保单的第一受益人为×银行×支行”，即业主向银行贷款购买住房，将所购买的住房向银行抵押，业主向保险公司投保时，银行为了规避贷款的风险，要求业主指定贷款银行为保险的第一受益人。但是根据我国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很显然，虽然在保险实务中受益人无资格限制，自然人、法人皆可…     

什么是“法人”?

什么是“法人”?“法人”是一种赋予法律涵义的社会组织。法律上所称的人包括自然人与法人两种。前者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有肉体的人,这种人自出生以后,法律上就承认其人格,     

亮剑精神与检察官“精气神”内在关联之探讨

古语道：“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精气神体现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力量。社会学认为，从自然人的角度看，人与人并无很大不同；但是从精神层面看．因对事业真理追求的不同．人的精气神有着天壤之别。本文选《剑客》一诗为题引，正是将检察官比作党和国家的一把利剑。“以明德为剑柄、以尚法为剑身、以笃行为剑锋、以刚正为剑气、以清廉为剑鞘”．“亮剑精神”正是检察官的“精、气、神”之所在。     

“从人到案”与“从案到人”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两种最基本的侦查模式“从案到人”的侦查模式,是指刑事侦查人员从客观显现的犯罪事实出发,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立案,从犯罪现场入手,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抓获并证明实施犯罪事实的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方式。“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是指刑事侦查人员对发现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嫌疑人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抓获嫌疑人并证明其实施某种犯罪事实的侦查活动方式。两种侦查模式的相同点 1.目的相同:都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开展侦查活动以发现犯罪、证明犯罪、打击犯罪。     

现代民法中自然人制度的反思与重塑

自然人作为现代民法中首要的民事主体制度 ,其本身的建构以及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联系 ,无不体现文明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笔者从自然人的本质入手 ,构造了理想状态的“自然人” ,然后从经济、法律文化的角度 ,借助历史的方法 ,指出在我国重塑民法上自然人制度的必要性。     

“组织人”应变为“市场人”

目前国企一般员工打破了“铁饭碗”，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而经营者的“铁交椅”却未完全废除。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鹤龄说，这一定要改革！     

民事主体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解读

民事主体制度是民法的重要制度之一,是民法其他制度全面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其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自然人到自然人和法人的二元主体再到主体多元化的演变过程,呈现由“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趋势。但是,开放型的多元民事主体制度并非毫无瑕疵。构建民事主体制度时必须注意民法的市民法本质,不能违反人文主义的精神。     

让“琢磨人”的人“琢磨事”

当前干部队伍突出存在“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心态。所谓“琢磨事”,是指把精力用在事业上,想干事、干好事;而“琢磨人”则是把心思用在投机钻营上,热衷拉关系、找靠山、搬是非。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做人”比“做事”重要,“琢磨人”司空见惯,形式各异。其具体表现有四。     

关于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的自然人”的法学思考——由“公司与法定代表人行为重合问题”展开的讨论

法人被法律赋予拟制的人格,但作为拟制的"人",其并不具有自然人所有的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法定代表人是法人机关的一种,是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实现者。二者间的关系是代表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应当重合、包含在公司行为内,但法定代表人与法人的行为难免会有不重合之处,尤其体现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因此,本文以此为契机对法定代表人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并尝试以"代理"效力认定之思路,分析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效力,以解决法定代表人行为与公司行为不重合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