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立法主义——财产权公法限制的前提和难题

我国现行财产权限制体制过于偏重立法。这种“立法主义模式”具有“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弊端。要改善这些缺陷有赖于我们在观念、话语和法律技术层面达成若干共识。本文分析了财产权依法限制的观念前提、话语前提和法律技术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实例对目前的“立法主义”财产限制模式的不足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并着重论述了观念变革对超越“立法主义”，走向财产权依法限制的必要性。     

法国“机关”犯罪立法述评及其启示

法国“机关”犯罪理论研究和立法规定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在司法实践获得成功。法国新刑法典将“机关”犯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将入罪条件确定为“在进行‘可签订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活动中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立法安排不仅绕开了“国家主权原则”的难题，对于减少司法适用的不确定性也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然而，我国“机关”犯罪立法之初就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机关”犯罪立法和实践的矛盾日显突出。因此，对法国“机关”犯罪立法经验加以总结和借鉴，对于完善我国“机关”犯罪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对刑法第20条中“行凶”一词的质疑

修改后的刑法确立了公民“特殊条件下的无限防卫权”，这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但是，刑法将法律意义十分含混的“行凶”也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的实施范围，将给其适用带来相当的困难；又由于法律具有指引和评价的效能，对“行凶”实施无限防卫权规定的严重负面导向作用，决不可低估。由此可见，“行凶”规定是刑事立法中的重大疏漏，必须尽快通过立法解释加以弥补，或废除其适用和效力，或限定其内涵和外延。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及定位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 ,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 ,通过对中国以往有关立法及法学研究的回顾 ,探索“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演变 ,进而对其立法和理论上的定位作了探讨。     

何为授权立法条款？——基于我国现行法律的分析

作为法条授权立法的唯一法律载体,授权立法条款以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为根本目标,其法律功能是将授权主体的职权立法权定向转移至被授权主体,实现立法权和立法义务的再配置。实质上授权立法条款是宪法和职权法对立法权和立法义务再配置的产物,因而只存在于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之中。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中的立法条款有执行性立法条款、创制性立法条款和变通性立法条款三种类型。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只有创制性立法条款和有关经济特区的变通性立法条款属于授权立法条款,是被授权主体授权立法权的合法性来源。以其形式标准而言,授权立法条款的形式特点有二：一是个中立法主体不具有职权立法权;二是个中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但使用了“另行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法律概念。     

我国刑事立法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路径选择

我国目前采用“逐个立法”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浪费了立法资源。在吸取“逐个立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在宪法中增设“国际条约之效力”的规定；对于国际人权公约中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而言．可以采取直接适用的方式来实施；对于不具有直接适用可能性的国际人权公约规范来说，只能采取“转换模式”将其具体要求体现和渗透在立法中。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彰显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然而在立法理念尚须进一步推敲与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司法环境限制因素的影响下,新刑诉中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仍有未尽之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原则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立法体例相对集中,具有“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犯罪记录封存”三大创新性制度。     

释法抑或立法:“技术侦查”法律解释之合法化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然而，法典条文过于抽象、概括，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和细化。细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发现有关“技术侦查”的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而置立法宗旨与立法原意于不顾。即使成为当下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的操作规范，但其“合法性”困境始终成为其正当性、科学性的掣肘。技术层面的分析虽可以直观、便捷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但一日不具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困境便不得消解。     

“一人公司”刍论

承认“一人公司”并立法对其加以规范，以发挥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其对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潮流，许多国家都已从不承认“一人公司”到承认“一人公司”，就足以说明问题。但是，我国在公司立法上对“一人公司”处于空缺状态，社会经济生活中又普遍存在“一人公司”，已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负面影响。故笔者撰写此文，以抛砖引玉，求教干法学界同仁。一、“一人公司”的概念及种类一人公司，也称独资公司或独股公司，是指公司全部出资额或股份为一个股东所持有的公司。其性质特征体现为…     

征信立法的四大障碍及应对策略

我国征信立法“难产”的原因在于体制、观念、利益和技术四大主要障碍。为了克服障碍、推进征信立法进程,必须树立法治权威和信用观念,端正立法态度并纠正部门利益倾向,更要从立法机制上确保征信立法的顺利实施,逐步完善征信法律体系。同时在立法过程中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加强人才引进、培养以及理论研究,从而突破立法技术“瓶颈”。     

对我国刑事法严格责任的解读

严格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对于严格责任也有相关的立法。国内外刑法学者对严格责任有相当数量的论著,但观点对立,支持者从为使刑事诉讼趋于高效和实体更加公正,体现出当代意义的刑法精神出发,倡导对严格责任的发展考察。但是,有指摘严格责任存在必要的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古代客观责任的残余,是不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一种表现。更有我国的刑法学者指出,严格责任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相适应,是对传统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的突破,不适合我国国情,不应加以借鉴。     

刑事程序公开论

刑事程序公开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可并付诸司法实践。刑事程序公开 ,不仅要求规定刑事程序的法律及其实施的公开 ,同时还要求程序公开要有保障及救济机制 ,以及对程序公开的例外的严格界定。我国应当从程序规范的公开、审判公开审前程序的透明度等方面加强刑事程序的公开。     

论直接言词原则的界定——兼论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

直接言词是诉讼法中一项重要的原则,然而目前关于这一原则的内涵和理论定位,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提出直接原则有三个派生的原则:在场原则、直接采证原则以及自主裁判原则,并就该原则在理论上的定位以及在修改后的刑诉法中的确立进行了探讨。     

论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顺序上，无论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还是“刑民并行” ，均是一种既定的程序处理模式，省思当下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现状，其程序处理应当立足于更深层次的因素。从分类上来看，传统的界定标准与类型划分存在一定瑕疵，类型化的程序处理机制只是一种表象适配，以案件事实为中心的界定与分类才更为妥善。在此前提下，较为妥当地处理刑民交叉程序冲突的进路应当坚持以前置关系判断为主、利益保护判断为辅的原则。优先判断是否存在前置关系，存在时适用“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 ，不存在时适用“刑民并行” 。同时，以利益保护作为辅助性原则，重点考量依据前置关系判断的程序适用是否对涉案人或单位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如具有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应重新判断程序适用模式。贯彻层次性的理念，也能为刑民交叉案件中较为疑难的程序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诸如生效裁判既判力、证据交叉适用、涉案款物的处理等。     

测谎技术在投毒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投毒杀人案件由于案件条件的影响,侦查存在一定难度。在侦查中测谎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甄别罪犯明确侦查方向。投毒杀人犯罪行为预谋性强的特点,使犯罪行为行为人对毒物、投毒点等犯罪事实有较强的心理痕迹,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异性生理反应,这为测谎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在制订测试方案时,除应严格遵循测谎技术相关原理和应用要求外,还应充分考虑受测人"漏罪"、对毒物是否熟悉、与被害人的利害关系等因素对测试结论的影响,合理选择测试时间,保障测谎结论的准确性。     

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在刑事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由于律师辩护还不普遍,证人出庭较为少见,刑事审判对诉讼卷宗的严重依赖,我国无法普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起诉状一本主义,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当充分注意这些因素,在增强诉讼的对抗性的同时,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     

论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原则

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影响检察官法律定位的一项重要因素。这一原则的贯彻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实现程序正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治发达国家都在立法中对这一原则诸项要求作出了全面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一些规定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但由于我国立法并未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因而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背离这一原则的现象非常普遍。要确立这一原则,有必要对我国立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全面修改与完善。     

论起诉便宜主义

起诉便宜主义是在刑事诉讼中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内容和要求之一,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直接的体现,在公诉时便宜起诉有各种相应约束机制,所以借鉴其合理内核对重塑我国刑事诉讼公诉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当前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司法鉴定现状令人堪忧,存在着鉴定机构隶属不明权限不清、司法鉴定管理混乱、鉴定队伍及技术设备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对此进行适当的改革,设立统一的专门性司法鉴定系统,由司法部负责对全国司法鉴定工作进行统一领导,进行专业化、行业化管理。     

刑事二审功能嬗变与控审分离原则的契合

刑事二审功能处于纠正事实错误与统一法律适用两种类型之间.科层式司法权力结构与纠正事实错误型二审功能匹配,司法机关的权力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协作式权力结构要求二审具有更多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司法权力结构功能分化以与其相适应.我国刑事审判权力结构向协作式方向改革的趋势,必然要求刑事二审的功能由片面纠错向主要提供救济方向嬗变,控审分离原则与提供救济的刑事二审程序具有更多的内在契合性,刑事二审相关制度因之应当作出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