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风险化解的政策选择——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视角

现代社会随着风险的日益增多,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政府必须发挥其应对中的主导作用.由于后现代话语理论强调公共行政中的话语机制,倡导通过建立公正、透明、参与式的对话方式来解决公共政策中的问题,为化解社会风险提供了有益的政策选择思路.     

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高风险社会扩展了公共政策的传统边界,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收益一风险”之比将取代“成本一收益”之比,成为新的公共政策评价标准,即最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可接受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因此,重大政策决策出台或重大建设项目审批之前,应当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为此,就要正确地解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地位、主体、方法、问责等问题。与客观存在的“风险-灾害-危机”的因果链条相应,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应包含“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它们各自的功能不同。灾害（应急）管理只能控制事态,危机管理旨在减少损失,风险管理才能消除隐患、杜绝危机。政策决策出台和重大项目审批之前,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就是政府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利益—风险:面向风险社会的公共政策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以利益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分析面临协调性、前瞻性和易变性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无法包容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之间的匹配关系。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必要强化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平衡思维,在利益分析中引入风险意识的矫正作用,建构促进利益认定与风险识别之间双向反思的双轨式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利益-风险"双轨分析强调政策社群之间围绕利益需求和风险负担的表达、权利主张与风险责任的识别,以协商形成共识性的政策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管理中公共责任的落实。     

惯习、资本与场域:布迪厄实践理论及其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启示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在理解生活实践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考察布迪厄的三个重要工具概念——惯习、资本与场域有助于理解他的社会实践理论,发现惯习、资本和场域的互动构成了行动者的实践。以实践理论为基础分析公共政策过程的三个纬度,包括行动者逻辑、行动资本以及政策场域,有利于从理论层面重新思考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研究。     

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会面临着新方式是否合法的困惑。为应对这一困局,需要认识到实体法上对不同方式的合法性评价标准也不相同。通过程序制度对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进行规制,设置行政内部监督、立法监督以及行政诉讼等机制对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进行审查监督。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机制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利分配,只有在参与机制和决策机制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代表公共利益,从而保证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中国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明晰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关于孝文化批判的再思考

随着社会老龄人口的增多和社会赡养问题的突出，中华传统伦理资源中的孝规范被学界重新评价和认识。在已有的探讨中，学者更多关心的是孝规范的功用问题，孝文化的讨论很少跃升到义理层面。在对孝文化义理方面的探讨中，梁漱溟、冯友兰、陈寅恪以及当代新儒家、海外学者杜维明等人的探讨，给我们以启发，促使我们对孝文化批判以及孝文化本身进行新的再思考。     

法律视角下的道德和道德建设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高度融合到相对独立 ,再到重新融合的过程。一方面 ,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具有不同的价值定位标准。另一方面 ,道德价值又具有社会本位性 ,即以社会的总体认可和支持为前提和基础。要充分发挥道德维系伦理关系的功能 ,就要对道德进行制度化设计。适当地把道德法制化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运行中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要求加强道德建设。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及治理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议程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对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偏离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特点和新趋势，而拓展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实现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建立参与型政治化以及推行公共政策决策听证制度是社会转型期拓展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选择。     

汶川地震应对经验与应急管理中国模式的建构路径——基于强政府与强社会的互动视角

巨灾的频发使得风险治理的公共政策系统受到巨大挑战。由于特定的危机形势和政策制定系统的局限性,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困境,尤其是汶川地震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力量在巨灾应对中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团队三年多来针对汶川地震应对的全景式实证性研究,并结合中国应急管理系统建设发展的历史性回顾揭示出相应的挑战和机遇,探索一个基于强政府与强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和发展路径。     

社会安全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有效性困境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包含如下＂理性＂标准：效率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性标准、回应性标准、社会价值标准;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困境有：政策悖论、结构困境、效果瓶颈。如果公共利益无法得以实现和维护,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可能性将增加。完善公共政策,应解决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冲突、完善公共政策各方利益均衡机制、加强政策主体对公共政策的预期分析能力、完善公共政策问责制度、强化公共政策监督和反馈机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破解社会风险难题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于是形成了所谓的"社会风险难题"。中国的社会风险具有五个发展趋势,即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风险加剧、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与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风险显现、群体性事件风险上升、"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风险增大、转型期风险增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破解社会风险难题,实践措施为:社会发展"全面指数"定期预报、风险监测与决策的竞争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效果评价智库建设。     

瑞典社民党执政时期社会政策改革的弹性分析（1994-2006）——基于非商品化的分析框架

1994年瑞典社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之后对高度非商品化的社会政策进行了改革。本文参考艾斯平一安德森的非商品化评价指标体系，对瑞典社民党社会政策的三个子项目——养老保障、失业保险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改革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测度，发现其改革呈现出再商品化和非商品化并存与发展的矛盾趋势，这是瑞典社民党力图在保持社会政策普遍保障作用的同时，促进社会政策的弹性。社会意识形态、政策制定机制以及政党权力资源运用是社民党维持非商品化社会政策的制度性基础和内在逻辑。改革之后的社会政策为瑞典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     

国际投资协定下的公共政策风险及其预防

国际投资协定下的公共政策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协定对于缔约国能够采取的公共政策措施范围缺乏明确规范、或者在投资协定中包含有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情况下,协定当事国实施公共政策措施可能导致的投资者损失.对国际投资协定下的公共政策风险的预防包括政府和投资者二个层面的措施,政府层面的措施包括调整投资协定的内容、建立并有效利用政府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建立成熟的政府支持体系与中介服务体系、设立国际投资的公共政策风险预警与化解机制；投资者层面的措施包括提高投资者应对公共政策风险的意识与能力、将投资者、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三者利益有机结合等.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论域中,社会生活个体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是风险社会和晚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状况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这些因素模塑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形貌。在个体化过程中,制度化对话渠道的欠缺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个体的困境和个体的风险认知,而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培育以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关键,此亦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的有效参与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无不涉及到群众切身的利益,其制定也必须充分征求民意,使群众的意见得到切实反映。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中作出的权威性公平分配。政府机构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及其实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种公平分配是通过机构和机制实现的,如果没有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和制度平台,那么,公平公正就变成一句空话。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主要因素?政策制定如何充分体现民意?公众如何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这些都值得思考。     

公民参与中的风险沟通研究:一个失败案例的教训

风险社会每一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但公众对科技潜藏"副作用"有着不断加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为大规模"邻避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土壤。化解公众疑虑情绪是避免"邻避运动"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通过强化风险沟通、改善公众参与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可能路径。广东茂名PX事件为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风险社会的刑法价值立场

廖天虎在《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法学学科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产生了风险刑法理论。风险刑法为应对“风险”，在刑法的适用上，主张扩大犯罪圈、降低入罪标准，坚持的是行为无价值理论，将处罚的重心由对引起结果的关注转移到行为本身。结合风险社会理论的真正语义和我国国情及我国刑法的立法思路与规定，在风险社会下，刑法应当固守其“重心”，即对结果无价值的坚守，维护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科技在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推力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蕴含争议技术风险、系统性风险、弱化情感交流风险、伦理风险和审美风险等多重技术关联性风险。对科技伦理的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伦理挑战、全球科技伦理的发展诉求等不断呼吁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立。要从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伦理引导、切实发挥制度化伦理辩论基础作用、主动把握科技政策公共导向、批判借鉴国际科技伦理经验四个方面,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