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决策”问题

非决策是有意识地不去解决特定问题的决策,它是通过内化的知觉力量而达到影响政策选择的机制。非决策是政府职能界定的主动形式,是后工业社会达致多元一致性的温和途径,同时其可起到降低制度成本的作用。公共政策制定在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之前,有必要利用非决策机制塑造积极的政策观念。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

当前,社区成为抵御和应对风险扰动冲击的前沿场域,社区的韧性治理既符合时代背景,也契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但韧性社区的建构面临碎片化、原子化、淡漠化和单一化困境,松散的社会空间中如何找到一个主体和信念能迅速将社区主体集合起来,党建引领便成了关键载体。应以党组织具有的组织统筹、信任枢纽、嵌入动员和领导示范的优势破解韧性治理困境,通过多向度统筹挖掘社区资源,保障资源冗余性;搭建社区的沟通枢纽,增进内部信任;充分发挥嵌入和动员功能,保障社区组织力;领导和培育社区中多元主体,塑造共同体精神。     

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要求政府加强回应公众服务要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运行逻辑,更不能简单地以政府满足公众需求的多寡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准。以回应性引导行政改革是错误的路径,容易误导公共行政走向回应超载的危险境地;从公共权力的权责一致性出发,要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政府要对公共利益负责,要将责任意识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首要观念。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注重扩大共同体责任的范围。     

回归公共行政的本质——论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体现了人们对更高政府绩效的不懈追求。但管理主义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新公共管理延续了公共行政中管理主义的主导取向并不能有效解决原有的问题。推动改革继续前进需要回归公共行政的民主宪政本质。     

协商式干部选拔任用:一个比较范式

以考选和票选为主要形式的竞争性干部选拔任用存在路径依赖、形式主义、标准化失当、制度不配套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竞争性选任固有的工具理性缺陷。从我国政治实践出发,有必要发展协商式干部选拔任用新范式以取代竞争范式。协商式干部选拔任用更契合我国党政机构人事特征和体制框架,是以民主方式实现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增进选人用人中的审慎思辨,扩大干部工作的群众基础。实践中推动协商式干部选拔任用要以程序性、公开性、开放性和责任性为形式要求,在干部选任的各个环节不断拓展协商对话和民主空间。协商式干部选拔任用具有极强的制度包容性和发展性,可以构成中国特色干部工作的基础性架构。     

利益—风险:面向风险社会的公共政策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以利益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分析面临协调性、前瞻性和易变性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无法包容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之间的匹配关系。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必要强化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平衡思维,在利益分析中引入风险意识的矫正作用,建构促进利益认定与风险识别之间双向反思的双轨式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利益-风险"双轨分析强调政策社群之间围绕利益需求和风险负担的表达、权利主张与风险责任的识别,以协商形成共识性的政策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管理中公共责任的落实。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决策”问题探折

非决策是有意识地不去解决特定问题的决策,它是通过内化的知觉力量而达到影响政策选择的机制。非决策是政府职能界定的主动形式,是后工业社会达致多元一致性的温和途径,同时也可以起到降低制度成本的作用。公共政策制定在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之前,有必要利用非决策机制塑造积极的政策观念。     

选举制度与公共政策——一个社会公正的视角

本文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指出选举制度是以公平的方式产生决策者的重要途径,选举制度体现了机会平等的原则,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选举制度对各类政策主体具有规范作用.现阶段完善中国选举制度的重点在于体现制度的公正属性和健全基层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