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研究及启示

罗尔斯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把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自己正义理论的主题，试图为现代立宪民主社会提供一种正义理论。其代表作《正义论》系统阐述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为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他把正义观念严格限定为政治正义观念，提出了用于制度的“正义二原则”与“优先二规则”，并采用契约论方法借助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等理论预设构建起其理论大厦。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独具特色。对于我国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启发及借鉴意义。     

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正义观的使命与归宿

和谐社会正义观应以公平正义为使命,其包括经济正义、法治正义、道德正义三方面.公平和正义是一种理念原则和道义要求,它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公平正义既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标准,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是和谐社会正义观的基本价值导向.     

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正义观的使命与归宿

和谐社会正义观应以公平正义为使命,其包括经济正义、法治正义、道德正义三方面。公平和正义是一种理念原则和道义要求,它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公平正义既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标准,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是和谐社会正义观的基本价值导向。     

麦金太尔论德性正义的传统及现代选择——兼与罗尔斯正义观之比较

正义理论在当代社会一直争论不休.罗尔斯以维护现代西方社会为出发点,阐述了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麦金太尔通过对正义传统的叙述,批评了当代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认为现代社会正义的选择是他的所谓的德性正义.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论“村改居”后村委会的功能嬗变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民集中居住现象在各地频生,考察村民委员会功能嬗变的实践逻辑及"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的作用机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研究显示,既不同于"解体论",也不同于"延续论",作为国家—农民关系的"桥梁",村委会以流动治理的形式保持国家—农民关系的延续,但"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发生了分离,村委会并非简单延续村治模式下的基本职能,而是以"嵌入"式治理实现功能嬗变,包括主体嵌入与规则嵌入,使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同时,"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亦会面临一系列规则冲突和制度困境。因此,如何透过"地方性知识"视角,合理利用村庄本土治理资源和内生治理规则,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是学术研究的真命题。     

正义实质之古今考

本文指出＂正义观＂主要经历了：神性正义观、人性正义观、物性正义观等三种基本形态。它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特殊利益的表达方式;它具有具体性;它既要表达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也要实现少数人的利益愿望。     

以人为本：一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基于社会正义的视角

以人为本和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核心,社会正义是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社会正义的和谐统一,必须坚持机会平等原则,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起点公平;必须坚持规则公正原则,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坚持结果合理原则,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作为秩序的正义

在政治哲学史上,对正义本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由、平等、公平、安全、效率、美德、交往权利、与生产方式的适应等方面,但鲜有专门从秩序的角度梳理和规范正义的实质。本文从神话朴素秩序正义观、宇宙论秩序正义观、理性秩序正义观、法定秩序正义观、神义秩序正义观等角度对秩序正义做了梳理,并认为秩序是自正义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基本价值,或者说,保证社会的秩序是正义的底线价值。     

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灵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应弘扬正义,但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仁义学说,也有别于西方近现代的正义论,而是有着现实经济利益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工人阶级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具有丰富的、具体的内涵,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灵魂。     

元宇宙法律治理中的数字正义及其实践路径

元宇宙具有虚拟现实交融性、去中心化与弱共识性、技术集成性与依赖性、概念性与发展不确定性等特征，引发了治理规则、治理机制以及治理思维等方面的难题。基于法律与科技间相互关系的多重维度，数字正义兼有数字科技赋能法律治理与通过法律治理规范科技发展的内涵，是正义观在数字时代的深化与扩展，具有价值引导与利益分配、技术规则与发展激励等元宇宙治理功能。在元宇宙法律治理中实践数字正义，需要打造法律之治与技术之治相结合的元宇宙治理规则体系，构建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的元宇宙多元共治机制，引导数字思维系统性嵌入元宇宙治理的法律思维。     

公平正义的内涵与历史演变

正义是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正义表现在正义理念、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三个层面。与此对应,正义研究也应该分为理念、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正义与公平、平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概念。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公平、平等皆归属于正义。西方早期的正义理论有许多合理因素和借鉴价值,马克思则将正义观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正义理论。中国领导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论述与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公平正义建设的新内容与框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中国的三重转向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中国传播、确立的过程中,主要实现了三重转向:即从纯理论传播到指导民族解放的转向;从正义理论设想到具体正义制度建构的转向;从对人的阶级性理解到对人的价值性尊崇的转向。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每次转向都对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义共识的可行性

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我国正迈向多元差异性社会,这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分化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很难再保持一元性和单一性,维持社会统一和稳定的共识规范特别是正义价值规范遭遇危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差异性社会,这种社会也受差异正义的规范和调节,而对正义的共识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关节点,没有对正义的共识,或者说调节人们活动领域的正义是分化的,那么人们的行为实践和价值观念等就很难整合在一起,就很难达到团结、协调.要使当代中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和长治久安,必须在基本的正义制度和规则上形成共识,因此,正义共识就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纽带.     

马克思正义观的双重向度及其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的视阈和语境中,"正义"既有作为事实性的法权意义的形式正义的涵义,又有作为价值性的规范意义的实质正义的涵义。在这样两个层次的差别与统一中,马克思对正义观的批判及其建构呈现为双重维度,即基于法权事实基础上的外在客观批判与基于规范诉求基础上的内在价值批判、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契合统一。只有将马克思的正义观置于其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视域中,才能真正辨识马克思正义观双重向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纠正以往在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或偏重于事实或偏重于道德的"单向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误区。     

论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正义思想

多元文化是对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的事实性描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观。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涵摄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差异性、平等性以及族群间关系的政治理论,其二是一项处理民族国家内族群文化多样性以及族群矛盾、追求各种文化和族群和谐共处的具体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强调集体权利,这是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与罗尔斯的个人权利至上的主张明显不同,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所要求的是一种居于群体权利之上的正义,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正义,一种承认正义。由此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义正义观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正义观,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明方向、开辟道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其以劳动所有权为理论基点、以平等的权利为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目标的主张。马克思的正义观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是正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历史实现形式。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归纳出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三种分配原则,体现了正义原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展开和扬弃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理论超越,既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观本真要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论康有为的社会正义思想

康有为对社会正义做了深刻而丰富的阐述.他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使得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范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现代色彩.探讨康有为社会正义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中国也不无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尝试从康有为的"社会结构正义观"、"经济正义观"和"政治正义观"三个方面对其社会正义思想做一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