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变俗：传统礼学推进乡村德治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基于北山学派的礼学实践

“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礼俗秩序、实现精神富有的文化之源，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自南宋以来，金华北山学派作为“紫阳之嫡脉”，以敦化导民、醇厚乡俗为目的，在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和家族规范构建的礼仪实践中体现出强烈的仁学追求。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可借鉴北山学派“以礼化俗、德业相劝”的礼学实践，从礼法结合、德业相劝、礼乐并举三个维度，构建道德意识和法律精神兼顾、致富理念与关怀精神相结合、乡土情怀与现代思维相衔接的乡村德治现代化建设路径，为进一步推动形成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匹配的乡村礼俗秩序提供有益借鉴。     

秦汉性犯罪述论

秦汉时期形成了严密的性行为规范，触犯这些规范的行为构成性犯罪，和奸、强奸、居丧奸、禽兽行是性犯罪的基本顾炎武。对性犯罪的惩治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与刑律规定有出入。     

中国传统赏罚论的贡献和缺陷

中国传统赏罚论的贡献在于，认为做好赏罚是治国安民的头等大事，主要得靠道德赏罚，而以政治法律赏罚作补充，以达到劝善惩恶、扶正压邪的宗旨。要保证赏罚落到实处，就必须贯彻公、一、必、当、时等原则。其缺陷在于，忽略了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天，重视其贡献，弥补其缺陷，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论社会赏罚对道德选择的导向作用

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赏罚对人们的道德选择发挥着导向作用.社会赏罚通过一定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利益杠杆实现对人们道德选择的引导.道德选择的困难,是由于人们经常处于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之中.这种困境有四种表现形态.社会赏罚对人们道德选择的引导有属于"硬约束"手段的直接引导,也有通过社会舆论、风尚习俗、榜样典型等"软约束"手段的间接引导.这种导向作用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社会赏罚方向与时代所需的道德价值的吻合或偏离往往导致两种不同的引导方向.     

中国古代商人的法律地位

摘要:以商鞅变法为分界线,中国古代商人的法律地位可分为两个阶段。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人法律地位并不低下,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商人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自商鞅变法尤其是秦汉以后,商人法律地位被严重贬低。本文从商人权利的角度,分析两个阶段商人的法律地位,并对其原因进行剖析。     

秦汉时期的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责任论析

随着出土的秦汉简牍文书中的陆续公布,其中的法制史料使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在所制定的法律中已有初步的侵权行为法律规范。本文主要根据简牍文献的资料试图分析当时的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责任的根据、类型及其特点,我们认为:秦汉时期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侵权行为法律规范,其中不乏科学、先进的成分。     

礼有损益——儒家关于“礼”的一种观念

"礼"是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礼"的建构在中国先民的观念里有其自身的生活情感渊源。但是,"礼"在观念起源上并非就天然囊括了所有制度规范的含义,而是在历时地"损益"中形成的,这种损益也导源于某种生活领悟。在轴心时期尤其是儒家孔、孟那里,"礼"的观念建构既有其内在奠基,这就是"义",又渊源于生活情感本源,这就是"仁"。正是在这种奠基性关系中,儒家所主张的"礼有损益"原则才成为应然成为必然。     

传统女性的身份规范及其现实可能——吕坤女性观探析

吕坤女性观的建构依托于其对女性身份的规范,即如何扮演好女性一生中女儿、妇人、母亲三类重要角色。就“为女之道”而言,吕坤强调对未嫁女“四德”的训诫,同时关注到了未嫁女在孝道的践行上可能面临的伦理困境;就“为妇之道”而言,吕坤强调以“礼”为规范的道义之爱,并塑造了多元的女性品质;就“为母之道”而言,吕坤认为母道之根基在于仁义与廉正,并强调“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吕坤依据身份的书写对女性进行了规范与约束,同时也从道义、人情的角度给予了女性一定的空间,把女性之为“人”的类别属性置于其性别属性之前,从而让女性在特定的情境中有溢出身份规范的可能。     

《唐律疏议》与犯罪预防

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认识到“犯罪预防”的重要性,《札记·坊记》云:“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到唐建立,唐统治者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犯罪预防之大成,建设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犯罪预防措施,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机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中。     

道德赏罚: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道德赏罚是加强道德监督、实现社会道德调控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也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重教育在发挥道德功能中的作用而很少把道德与赏罚联系起来,影响了道德作用的充分发挥。基于道德赏罚的重要性,对道德赏罚的内涵、依据、必要性及其具体措施进行系统地探析。     

“解表剂”名词源流考释

“解表剂”作为中医学现代规范名词,其从名称到内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春秋至秦汉出现“解表”的概念与初步的运用。晋唐时期,“解表剂”的内涵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宋金元时期,出现“辛凉”与“辛温”两类“解表剂”,扩展了内涵。明清时期,首次出现“解表剂”一词,其内涵与现代“解表剂”相同,类似名称还有“解表方”“发表方”等。明清时期的医家将解表剂分为辛温解表之剂、辛平解表之剂、辛凉解表攻里之剂等,丰富和发展了“解表剂”的名称与内涵。现代中医界将具有解表功效类的方剂名称统一确立为“解表剂”。     

秦汉律中有关的“谒杀”、“擅杀”初考

秦汉律中的谒杀即父母或主人由于子女不孝、奴婢悍主而谒官请求将其处死,擅杀即未经谒官而私自处死子女、奴婢。擅杀在家长拥有家族内部绝对权力的秦早期为"非公室告",随着国家权力强化,擅杀演变为"公室告"并被处以较重的刑罚。至唐代,秦汉律中的谒杀演化为父母擅自处死有罪子女、奴婢的轻罪或勿论。唐律基本沿袭了秦汉律中擅杀的规定,并进一步详细区分了犯罪对象有无过错、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行为人与犯罪对象之间的身份关系三方面的内容。     

道德赏罚: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道德赏罚是加强道德监督、实现社会道德调控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也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重教育在发挥道德功能中的作用而很少把道德与赏罚联系起来,影响了道德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基于道德赏罚的重要性,文章试图对道德赏罚的内涵、依据、必要性及其具体措施进行探析。     

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机制

道德建设机制是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形成原理,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模式。道德建设机制从功能上可分为道德教育机制、、道德评价机制、道德赏罚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机制应当着力完善道德教育机制,规范道德评价机制,健全道德赏罚机制,强化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从献俘礼看唐代的民族政策

唐代是献俘礼高度发展、完善的时期,唐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针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献俘是有唐一代献俘礼主要环节。礼治天下、德化天下的统治方式是唐代献俘礼一大特色,其最终目的是告诫不法、宣扬国威,是礼治制度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旨在外扬国威、宣扬国力、激励军心。唐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献俘礼中反映了唐王朝处理民族事务的宽容开明、怀柔羁縻的民族政策。研究唐代的献俘礼,对了解唐代军礼的基本轮廓及民族政策很有裨益。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试论我国祠堂文化及其发展的社会价值与功能

祠堂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极为特别的一种文化形式。它是家族组织密切联系的一种农村家庭和社会自我治理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征和传播方式,主要以家族祭祀、家族读谱、家礼家训教育等方式发展和传播,其内容纷杂,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待祠堂文化,必须客观、科学、礼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基本方针,坚持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古代官员选拔录用制度的沿革与发展

<正>在中国古代人事管理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标准,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选拔录用官员。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实行变法,对官职世袭的用人制度进行改革,打破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大小授爵为官。经过战国时期的初步尝试,到了秦汉时期,比较规范的选官录用制度正式建立起来。     

秦汉简牍的文化价值

本文阐述了自十九世纪简牍陆续出土以来 ,(通过对秦汉时期简牍的研究 ) ,简牍作为文字与文化的时代载体 ,对于中国文化的详细记录体出其特殊的文化价值。     

闭经源流考

"月事不来"之名首见于《黄帝内经》.秦汉以降,又衍生出诸多称谓.至明代,其命名趋于统一,谓"经闭".唐宋金元时期,历代医籍对闭经之认识日益完善.明清时期,形成了完备的闭经辨治理论体系.闭经病因病机主要包括脾失运化、肾水不足、肝伤失藏、痰湿壅滞、寒凝血瘀;治法以祛痰除湿、活血化瘀、调补脾胃、补肾益精、疏肝调气、养血调经、针灸及纳药疗法为主.     

孔子“礼”学内部构成的多维特性浅析

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的极速变革和发展,以社会阶层分工为保障的"礼"受到挑战,人们开始质疑礼的存在。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情景,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将爱其亲的"仁"发展为"泛爱众"的仁,并将其融入礼中,以仁释礼,为礼的存在提供了新的合理性。孔子强调礼的重要性在于其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由此作为集体中的个体心理情感的建构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心理情感的建立,礼的作用表现为其在社会中对民众的教化作用,以及礼同时具有自觉修养(内在约束力)和他力约束(外在约束力)对于个体进行合理的引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