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性的讨论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从乡镇企业的淡出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中国乡村走上了与城市不同的产业、空间与人口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扩张，作为论证乡村内在结构合理性的乡村性定义，日益显示出不平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一些地方推出的诸如乡村旅游等措施不过体现为将乡村整体包装为一种产品的政策努力，这种努力无法与城市化、工业化、规模化经营、资本下乡等众所周知的产业化路径兼容。立足“三生空间”的乡村考察可以发现，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城市性与乡村性并不冲突，中国乡村性重构需要建立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建立在基于权利平等的人口迁移进程中。基于“三生空间”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贡献，中国乡村性的概念需要直面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从而为城乡融合提供知识支持。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不足与对策

乡村旅游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主要分布在景区边缘地区、老少边贫地区、都市郊区三类地区,其模式主要有村落民居模式、民俗风情旅游、田园生态旅游等。由于缺乏严密的规划和规范的管理,我国的乡村旅游存在着产品雷同、项目同化、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     

“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中国城市化：特征识别、现实挑战及公共政策取向

城市化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工业化带动、市场主导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影响。特殊的国情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表现为开放性、经济转型和资源耗散三大特征。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实现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培育城市的创新能力,引导城市和郊区统筹发展、加强城市成长管理。     

“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     

乡村资源制度性流失及其遏制思路——以土地、资金为例

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金等乡村主要资源,由于制度缺陷或制度壁垒的原因不断流入城市,而乡村却得不到更多的补充。遏制乡村资源的制度性流失,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并扩散城市资源,实现城乡资源的互动。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困境与出路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的乡村建设以及农业发展有了明显提高,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对乡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给我国农村地区带来了种种挑战。城市化的发展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若强行改变发展规律则会对我国乡村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反过来又会阻碍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因此,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建设的可能路径,例如促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加强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类贫困研究——以A省X市W村庄为例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给进城乡村群体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加之国家大力推进的精准扶贫行动,乡村地区收入贫困现象基本消解,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于乡村群体的选择性吸纳致使乡村群体发生结构性分异,在群体自我角色认知和行为选择等因素作用下,大量进城务工群体和乡村留守群体的现在和未来处于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权利保障、能力提升、行为选择和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困境,从而形成乡村扶贫中的新的治理困境。     

自贡市凤凰乡城市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历史任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城市近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自贡市大安区凤凰乡正是紧紧抓住这一发展方向,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市场建设、农业产业化来建设乡村中的城市;以大力推进城市文明、社会保障、教育培训来建设城市中的乡村,取得了可喜成绩,成为川南地区近郊农村城市化的一个典范。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镇管社区”的治理路径及发展趋势

随着大都市城市化进程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大量的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导入、外来人口聚集于郊区,导致郊区常住人口短时间内快速膨胀,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对新型城市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镇管社区"正是适应郊区快速城市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管理创新机制。     

简论城市化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意义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是: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备受瞩目。在一定范围内,城市的发展成本与城市的规模成反比,但效益却与城市的规模呈正比。     

城市发展:权利外溢与治理融合

自工业革命以来,借助于产业的推进,城市日益汇聚大量的资源。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既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权利驱动的结果。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城市向郊区蔓延,从而形成城市持续性扩张。在区域性的要素流动中,在城市乡村的人口流动中,城市的发达与乡村的衰败往往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这种繁荣与衰落的城乡差异背后,是城市权利的差距,这种差距阻塞了人口的空间选择,因此,权利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也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特色小镇还是田园综合体的制度设计,一个平权的城乡关系是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重要支点,也是城乡人口理性流动的逻辑起点。     

从北京市房山区看大城市郊区的城市化及其模式

本文从分析和修正传统的城市化测量方法入手,对北京市郊房山区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房山区的城市化水平在北京郊区序列里处于中上水平,但仍显滞后.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北京郊区城市化缺乏统一规划、中心城区的主导产业与郊区产业的对接状况不理想、中心城区偏向政策、郊区人力资本瓶颈、郊区居民点的"均衡"分布等因素相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郊区城市化的"无序均衡"发展模式所致.这表明,在经济转轨时期,一个特大城市郊区的城市化进程,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无法支撑的,还需要政府担当重要职责--改变不合理的既有政策,提供有利的配套政策措施,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即"有序非均衡"发展模式,以保障郊区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有序进行.     

刍论城市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一般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强调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它以工业的标准化消灭了艺术家的个性.其实我们不应该全然否定大众文化,它是与城市化相伴随的一种文化现象.相对于城市化的大众文化,我们应倡导一种建设性的文化观,寻找一条介于乡村与城市、个体与大众、灵魂与肉身、理想与情欲之间的道路.这就是郊区文化--它既不是城市的,也不是乡村的,它代表了两者,也可能是新的田园文化.它既要逸避城市的拥挤,希望呼吸到旷野清新的空气,又试图回避旧时乡村的贫瘠.     

我国乡村治理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已经远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的需要,探索和研究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必须要完成的课题。对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传承进行梳理,结合三种政府形态的划分理论,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立足现实,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乃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创新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乡村社会管理现实的思考

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器",一直是国家加强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的重点。然而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乡村社会面临巨大冲击,乡村社会的变化尤为突出,这也为乡村社会管理提出新的课题。反观当前乡村社会管理的现实,预构乡村社会管理的未来,创新乡村社会管理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乡村社会管理主要执行者——村干部乃至乡镇官员整体道德权威受到一定的质疑;城市化的深化、乡村人才流向城市,致使依靠精英维系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直接导致主体的失位,进而影响到乡村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后税费时代,基层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财政来源空缺,倘若以往就是负债运行的乡村将出现行政危机以及社会信任危机,一旦处理不当很可能诱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强化正确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制定配套管理机制是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社会主义化”中的乡村工业——以高阳地区纺织业为个案

1949年到1956年间,国家意志下的"社会主义化"逐步推进。这一时期,河北省高阳地区的乡村纺织业与国有企业①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竞争的过程,政府对高阳地区纺织业的态度也出现了从支持到限制,再到消灭的转变。高阳地区乡村纺织业可以看做是全国小规模乡村工业的一个缩影。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乡村工业的发展背后是希望乡村工业持续扩张的地方经济利益与国家寻求资源有效配置目标的矛盾,以及国家政策自身承诺消贫致富与希望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矛盾。推之,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与小规模乡村工业之间具有不可调和性。在"社会主义化"的大浪潮下,乡村工业往往扮演着牺牲者的角色。     

城市的回归——乡村贫困治理中的特色小镇

城市化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公共政策。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特色小镇蔓延的可能性已经被城市更新局部取代,但是这样的政策调整忽视了小镇在乡村贫困治理中的可能性角色。在乡村的贫困治理中,城市化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返乡建设美丽乡村。这种城市化的思维是基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中心主义考虑的,从而忽视了城市的本质特征。特色小镇的背后不仅仅是产业和建制的争论,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本身就蕴含着城市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进路中,特色小镇既包含着美丽乡村的内在诉求,也暗含乡村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     

乡村振兴语境下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乡村文化自信,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振兴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说")和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本身创新性不足等因素影响,乡村文化自信培育面临困境。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必须在把准价值导向、契合主体需求、夯实现实基础、激发多元参与和实现转化创新等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