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提供根本保障的政治发展道路。纵观历史,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那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以及政治发展实践的产物,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只有从历史和国情视角观察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历程,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这种政治制度。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六大对理论创新问题的强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在实践领域的巨大调整与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之间形成了矛盾,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理想和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改革本身的发展。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所开启的理论创新之路则表明:要解决上述矛盾,必须正确考量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区分社会主义的逻辑原理和策略原理,客观判断政治理论创新的现实选择和历史选择,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民民主实践历史的逻辑必然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主思想的体现,是我国传统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重要前提,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载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建立的,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须坚持的道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重逻辑思路出发探寻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艾思奇、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奠基人、开拓者,他们从共同的时代需要出发,根据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实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他们当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论述,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创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敢于突破,又要能够运用新的方法对新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科学结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原理和新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是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经验、准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之上,科学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述和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广度和深度上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是"基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新成果和理论新飞跃.     

中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建设

从中西方比较视野来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西方现代政党制度、思想、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中,结合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政治情感、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推陈出新的制度创新,是人类政治民主实践的新模式。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探索是人类民主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是世界政治制度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不是谁是谁非、孰优孰劣的相互对立,不应当以排斥或抵触的心理做非此即彼的判断,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在交互对话中寻求中国政治制度话语权,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演进与国际政治治理秩序重塑的变革中建构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主要包括夺取政权、运用政权等主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做出了创造性的探索。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政权,既是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理论渊源,也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要求。     

以整体性思维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以整体性思维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须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的整体性内在要求基础上,既用马克思主义整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整体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整体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不断开辟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奋力开拓者与核心领导者——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史，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为人民民主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和实现民主政治价值目标上的魄力与智慧。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精髓；巩固与完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石；规范与制约权力运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在于，我们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制度与心灵的双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之建立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从制度和心灵的双重维度实现了中国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对中国政治文明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制度和心灵的双重建构，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方式。     

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思考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党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发展的实践，总结中外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所做出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对于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丰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     

回归学术还是面向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两种致思路向

回归学术与面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两种致思路向,其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这两种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批评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三种书写方式,其中前两种是朝向学术的,后一种是面向问题的。建构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是沿着回归学术和面向问题两种路径而展开,研读经典文本、领悟微言大义,旨在"返本开新",回到道德与伦理问题得以发生和演变的初始根据,感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领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批判资本主义和构想共产主义的原则与精神。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伦理观的基础上,适度借鉴或吸收中外伦理思想资源,继续完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在现代性场域下,研究继续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具有道德和伦理性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实践中,探索和构建中国形态的德性论、规范论与实践论。一种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和伦理体系,不仅具有中国价值,更有世界意义。     

中国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价值取向

中国政治学恢复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其研究成果对政治建设的贡献比较突出,但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政治学提出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基于政治学研究的特殊属性,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价值取向,才可能实现二者结合与共赢。     

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仍处于不成熟、不完善的状态,仍存在很多现实的问题。要实现我国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强化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     

政治协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品牌

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品牌。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品牌,它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政治协商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相辅相成,构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模式;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智慧的结晶;政治协商制度蕴涵着丰富的民主资源,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巨大空间。     

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我国以往混淆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抽象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和要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其叙述方法;《资本论》三卷或四卷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体系和内容,只是马克思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很多问题马克思还未及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学问,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探析

列宁在晚年时期,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见解与构想。这些构想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先导和理论源头,对于指导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转向与历史意义

从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善于结合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创新，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理论总体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直接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为主要特征，后两个阶段转向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过程就是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过程。     

艾思奇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化”

在艾思奇看来,基于民族解放和民族救亡的总问题所构建的新哲学,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紧要的是推动这一哲学思想的中国化、现实化。艾思奇梳理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著作及其观点,强调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艾思奇"构建"了包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观等在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并为其大众化铺平了道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对于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之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