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分析——基于“澳大利亚与全球”年度调查报告(2007～2012)的实证研究

国际涉华民调是了解一国民众对中国看法的重要手段,一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对于该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海外民众对中国认知的特点,针对性地改善对象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本文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07～2012年的"澳大利亚与全球"民意分析报告中的涉华部分为分析样本,对澳大利亚民众的中国观进行多角度的描述和分析,并探讨澳民众对华认知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其对华好感度的建议。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因素在澳民众全球观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澳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更趋多元和立体化。澳民众对中国发展心态复杂,借重与防范并重。影响澳民众对中国认知的因素主要有双边关系、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澳媒体涉华报道等。提升澳民众对华好感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开展针对性的公共外交。     

地缘政治变局与澳大利亚南极政策新动向解析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对外部战略环境的认知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这也体现在涉澳大利亚核心利益的南极事务上。作为南极的地理临近国、主权声索国以及重要参与国,澳大利亚在南极国际事务中一直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对澳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断加深,澳大利亚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南极事务。澳大利亚将南极国际治理与全球地缘政治变革相关联,在延续其南极国家利益、追求南极主权声索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南极外交、强化南极能力建设、增强在南大洋的海上存在等路径,试图巩固其在南极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南极政策调整,将对中澳南极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文在寅政府的“两轴外交”评析

文在寅上台后提出了"和平之轴"与"繁荣之轴"的外交理念,希望在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同时,扩大韩国的外交、安全及经济繁荣的空间。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充分体现了灵活性和自主性的特征,但也没有摆脱过去韩国外交政策过于宏大的缺陷,在具体策略上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外交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但能否持续发挥效力仍面临挑战。文在寅政府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措施使得中韩合作空间扩大,但韩国制衡中国的思维依旧存在。中韩两国应当继续加强互信与合作,共同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和地区局势的向好发展。     

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模糊性战略":动因、 内涵及影响因素

"模糊性战略"本是文在寅政府为处理中韩因"萨德事件"产生的矛盾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但随着中美从"合作"走向"竞争","模糊性战略"逐渐成为韩国处理同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略.韩国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相关议题时,不追求在所有问题领域追随哪一个国家,而是根据不同问题具体做出应对,在每一个问题领域都体现出韩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文在寅政府的"模糊性战略"受制于中美韩三边关系互动和国内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斗争的双重影响.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应尊重韩国的这一外交战略选择,加强中韩外交关系,推动中韩走向合作共赢.     

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

“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是女总理默克尔2005年11月30日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施政声明”中有关外交政策的提法,它将欧洲政策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具有了独立地位。本文主要从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性质、德国外交政策身份认同的演进、德国政治精英对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论争等方面入手,系统阐释默克尔政府对外关系的特点。     

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

与美国结盟是澳大利亚对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其对外战略的支柱.澳美关系是不对称的主导与依附的关系.澳大利亚与美结盟的政策使不少亚太国家对其"融入亚洲"的政策表示怀疑.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之后,美澳联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更令许多亚太国家对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不安有加,使澳大利亚和亚太国家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     

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

面对新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挑战,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周边外交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即是这一调整的集中体现。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表现为:周边外交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处理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理念由"互利"到强调"惠及",政策目标由维持周边稳定和密切经济合作提升为建设"命运共同体",总体上突出更加奋发有为地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工作。文章根据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结合现实问题和有关周边外交政策的争论,重点分析了"亲、诚、容、惠"理念及其相应政策问题,认为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应偏向争端解决与区域合作等突出的议题。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奥朗德微妙转向亚洲

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任之后,对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全面加强亚洲外交。"经济外交"显然是奥朗德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法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的关系也是在稳中求变。法国外交的新战略将是通过加强与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关系,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