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     

“杜特尔特经济学”与中菲关系的改善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后,在国内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其"杜特尔特经济学",在外交上搁置与中国的南海争议,同意以双边谈判解决南海问题。杜特尔特的经济举措和外交转向,使其在经济建设方面,不仅得到中方的大力支持,而且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对接,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也改善了中菲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双层博弈视角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研究(2010～2020)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

出于对本国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通常选择"大国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根据不同标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具有不同的类型。此外,小国实施"大国平衡"需要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条件。文章认为,划分国家大小(强弱)应基于"多维度-多因素"视角;中国周边和前苏联地区的小国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不能将"均势"、"制衡"和"平衡外交"相混同。基于上述观点,文章探讨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马来西亚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实践,分析了马来西亚"大国平衡外交"的动机、特点和条件,并从中得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美菲同盟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影响论析

从历史上来看,美菲同盟经历了从休眠到恢复再到强化的过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程度也不断加深,但是美国仍然拒绝在协防南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安全承诺,并严格限制菲律宾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扩大化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段,美国政策背后的利益考量有所不同。美国的模糊表态使得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美菲同盟的存在,同时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杜特尔特时期,美菲同盟会继续存在,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放弃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关注,但是中菲关系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和菲律宾手中。     

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一个坚定的盟友,再次发现了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2004年7月菲律宾因人质事件提前从伊拉克战场撤军之后,菲美安全合作遭受重创,但随后又有所恢复。这一时期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但是中菲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关系未能动摇美国在菲律宾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菲律宾的反恐合作只是菲美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美国更重视发挥菲律宾在其全球军力部署中前沿阵地和安全合作站点的作用,美国的这一意图也反映在2014年菲美《加强防御合作框架协定》之中。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超越裙带政治之路:“民粹主义”与杜特尔特的“强人政治”

杜特尔特从参选总统到开始施政,对他的争议就一直持续不断。本文从杜特尔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特质入手,通过梳理杜特尔特处理国内事务的风格,包括在达沃市担任市长期间的治理模式、竞选过程中发动民众和执政后采取强硬手段整治社会秩序等,分析杜特尔特作为一个强人政治的代表,给菲律宾政治和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具体说来,杜特尔特以达沃市的执政经验为模板,以建立社会安全秩序为核心,以强化民众和军警支持为基础,通过积极手段开展禁毒和反恐活动,在菲律宾的历届总统中树立了重视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形象,并对菲律宾政治生态中传统的裙带关系形成了深刻的冲击。笔者认为,尽管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对民主制度设置了广泛的保护措施,而裙带关系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实质上无法抵抗政治强人的冲击。杜特尔特以政治强人的特质和引导民粹主义思潮的手段打破了传统裙带政治基因所具备的社会机能,影响了菲律宾的政治运作。     

试析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宾汉隆起”政策

2017—2018年,中国科考船在"宾汉隆起"的科考活动引起了菲律宾国内的高度关注。在此期间,菲律宾对他国在"宾汉隆起"进行科考的政策不断变化。最初,只需由科考国提出申请、菲律宾政府批准即可,后来对科考设置两个前提条件,申请程序进一步复杂化、严格化,到最后宣布他国在"宾汉隆起"仅享有无害通过权。此外,菲律宾还从法律层面厘清了本国只享有"宾汉隆起"的主权权利而非主权;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逐步加大了对"宾汉隆起"的投入,包括海底区域更名、区域经济开发、定期海空巡逻、区域环境保护等活动。杜特尔特政府推行上述政策的主要动因是,安抚国内担忧"宾汉隆起"问题"南海化"的焦虑情绪,以及转移国内对政府软化南海政策的注意力,因而也呈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     

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和日本紧随其后强化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日益明朗。美日"重返"东南亚使得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不仅面临着更有力的竞争对手,经济外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安抚效果也大打折扣,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策略则加剧了大国的竞争效应。为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外交的能力,通过寻找各方利益契合点、灵活运用正负面经济手段、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区域公共产品等方式来维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     

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新进展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一直在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尤其是维持中、日、美三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平衡.东亚峰会的召开使东盟的这种战略扩展到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同时,东盟的地区主导作用又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无疑这又会影响它实施这一战略.另外,美国的无暇东顾又使得东盟倍加担忧,从而迫使东盟召唤美国关注东南亚,以恢复大国的平衡.     

东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以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例

东盟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态度,与此相应,东盟对原来中美日三个大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进行了微妙的调整,即疏远美日、拥抱中国.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与国际形势的变革、中美日三国实力的变化及其对东盟外交政策功利性对比密切相关.对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应审时度势,利用契机,从经济、政治安全和软实力外交等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打下区域基础.     

“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综合体系层面美国国际霸权护持与单元层面特朗普政权权位护持两个方面的考量,将"印太"战略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在给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战争,又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了中国;既保持了对华贸易,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了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了逆差。而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只能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对此,中国不妨外松内紧:在话语上选择性参与"印太"建构,关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替代之;在内线,继续采取守势,对美安全上维持和平,经贸上有节制地反击;在周边,以"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释放确定性以拉拢东盟并化解与其他"印太"大国的矛盾;在外线,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增强美在东欧、中东的战略压力,从而变相缓解正面压力,为度过"崛起瓶颈期"重塑有利的外部环境。     

菲律宾海洋产业的现状、发展举措及对中菲合作的思考

菲律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其海洋经济潜力并未完全发挥,这是由资金投入不足、科技研发落后、海洋管理机制碎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近年来,杜特尔特政府双管齐下,在加强国内海洋治理的同时大力拓展国际合作,以提升本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菲律宾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举措为中菲海洋合作提供了机遇,在对菲继续开展援助性渔业合作的同时,中国可重点投资邮轮旅游业、以菲律宾国内市场为主的船舶制造业和港口建设等.研究菲律宾海洋产业现状与发展举措,对中国开展与东南亚各国的海洋合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理论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包括安全、外交、经济三个领域的全面战略,宗旨是牵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中美领导人一致同意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先前具有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正在出现微调现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是两国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新伙伴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两国根据地区形势演进的双向政策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共同政策和利益倾向,对地区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新加坡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协调日益增强,提升了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关性、存在度和话语权。新加坡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转型,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政策措施,期待延续双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加坡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近年来的南海问题中,美新战略合作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平衡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析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对美政策

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执政一年间将改善德美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对德国的对美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默克尔在寻找独立自主外交的同时,实现同美国的和解与接近,并平衡德国对欧政策和对美政策这两个外交支柱,以达到追求本国利益的目的。     

菲美特殊关系与马卡帕加尔民族主义外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律宾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冲击牢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基石。1962年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后,发起了以"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民族主义外交改革运动,企图借助沙巴领土争端和马菲印多提升菲律宾的独立形象和国际地位。但是,此时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仍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当印马对抗加剧、美国态度转为强硬后,马卡帕加尔政府又急于重回特殊关系的轨道。马卡帕加尔的民族主义外交运动是菲律宾外交"去特殊化"的第一次尝试,对后来的菲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