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是侵权责任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归责理由、构成要件、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文中提出：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不以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意思联络为必要;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不应强调数行为时空上的＂同一性＂,而应考虑其＂时空关联性＂,以其是否具有造成同一损害的危险性与可能性为认定标准;共同危险行为中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事实层面应为择一的因果关系,从构成要件的层面而言应为推定的因果关系;侵权责任法上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与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应予以注意。     

李某凯强奸案的争议与分析——威胁下帮助行为的认定

温州的一起强奸案件,由于司机不具有与加害人共同的犯罪故意,也即可归责的主观罪过,因此不构成共同犯罪,检察院和法院对该司机从犯（胁从犯）的定性是不恰当的。但是该司机的行为属于避险过当;也有可能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所以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检察院和法院以强奸罪对该司机进行定罪量刑又是合理的。     

共同危险行为相关疑难问题探析

我国立法对共同危险行为规定得不够具体。要明确界定共同危险行为人相关问题,区别对待共同危险行为与其他相关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平衡价值,要在深入研究共同危险行为的前提下,平衡受害人与加害人、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对共同危险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定量要素的体系性地位——立足于客观归责理论的考察

我国刑法文本中广泛存在定量要素,不宜将其完全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决定犯罪成立的客观处罚条件加以对待。客观归责理论为界定定量要素的体系性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规范保护目的和构成要件效力范围这两个规则划定了基本构成要件的不法内涵。若定量要素可以归责于基本构成要件行为,则意味其可以被还原成为构成要件要素;若定量要素不能归责于基本构成要件行为,则依具体情况分别成立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客观处罚条件、基于刑事政策考虑而规定的定量要素三种类型。     

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数人侵权行为——以《侵权责任法》第8、10、11、12条解释论为视角

关于数人侵权行为的界定,我国相关法条规定的"共同过失"概念存在现实适用困难以及"共同危险行为"中因果关系不明仅限于加害人不明的情形,导致对机动车事故责任人行为认定的法条适用竞合,进而造成负事故责任机动车各方对第三方责任之方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归责原则概述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遵循一定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就是归责的规则 ,是确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 ,也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责任制度并对责任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1 ] 。因此 ,归责是一个责任的判断过程 ,与责任的内涵不同 ,归责原则并不意味着责任的成立 ,而只是为责任的成立寻找根据 ,这种根据实际上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责任的成立与否 ,要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责任的构成要件 ,而归责原则只是决定了责任构成要件上的差异。可以说 ,不同的归责原则的确定 ,对民事责任制度的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表现…     

我国行政处罚主观过错原则研究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增设了“主观过错”条款，从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行政处罚时考量行政相对人主观方面的适用规则。相对人主观方面是否作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综合考虑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内在联系，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要件，确立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作为行政处罚的原则之一，改变行政处罚一直以来遵循的客观归责原则。同时，应当依据行政处罚在各领域的适用目的确定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的范围。     

再谈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的罪责

危险驾驶行为在具有较大危险性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加害性",从而与放火、决水等行为相当,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同时,在行为人未采取避免措施,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此外,如果行为人在上述情况下,虽采取了结果避免措施,但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时,亦成立该罪。本文从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的客观要件、主观归责及定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虚假共犯的可归责性初探

虚假共犯的可归责性讨论了行为人假装具有犯罪意图,客观上实施了帮助或者鼓励实行犯的行为,是否能被归责的问题。虚假共犯是否具备共犯的犯罪心态是该问题的核心。美国判例倾向于共犯心态的着力点在对犯罪结果的共同认识。在实用主义指导下,虚假共犯＂不可告人的动机＂与犯罪心态的界限会受到模糊,从而平衡现实利益,达到实质正义。     

民事法律行为解释的基本原则

民事法律行为解释实质上是对构成法律行为要素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采取客观兼具主观的可归责性的基本原则,促使人们在进行意思表示时适当考虑相对人的实际处境,也使受领人在合同中努力理解表意人的实际意思.其目的在于减少纠纷,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谅,促进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