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形成

恩格斯的法律思想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回溯这位人类科学巨匠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形成过程,对于我国法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础工程”建设,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马克思法律观的形成

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形成 ,对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 ,正确掌握和运用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人试从马克思唯心主义法律观向唯物主义法律观转变的原因和各个阶段的具体法律思想的阐述过程中 ,追寻马克思法律观的发展轨迹。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法学

<正> 黎青在《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论马克思主义法学》一文中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的最基本的观点和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则是一个包括有理论法学,历史法学、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与边缘法学在内的宏大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整个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中是处于核心的、指导的地位,是它的灵魂,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     

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立

<正>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立是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历经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马克思早期的法学思想的演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创立的思想准备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早期的法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法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对立论”,即否定两者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划出一条鸿沟,将两者完全分割开来;另一种是“等同论”,认为两者没有区别,断言马克思早期的法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引用马克思早期的个别法学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某些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以上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如果说     

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指导意义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一生重视民主法制建设,提出“国以民为本”、“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依法办事”等法制思想、理念。他的法学思想博大精深,是民主法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人本法律观等法学理论、理念的渊源。学习、弘扬董必武法学思想,要坚持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繁荣法学研究,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值得提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研究——评《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

<正> 如何理解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意义,这既是摆在法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指导地位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全貌,尤其是对经典著作中法学思想的演变与发展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以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研究复杂的法律现象时,在探讨法制建设实践的新课题的过程中,难以克服     

1990年《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发展综述

<正> 1990年,法学基础理论学科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就法理学中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特别是不少学者发表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文章,有的学者还根据新的要求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纲要和教材。这对于在法学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本清源,推动我国法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主要不同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法律规范结构的不同认识     

论一国两制法学及其形成和发展

一国两制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初诞生以来,大体经历了从政治构想和外交承诺到宪法制度、从宪法制度到法律制度现实、从法制到法治三个发展阶段。这是认识论“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是由理论物化为制度的过程,是不同意识形态、法制和法治理论和理念、法律传统和技术、法律文化和方法不断碰撞和冲突的互动过程,是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并不断充实、丰富发展和展示其顽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推进中国法制和法学理念发展和创新并直接促成了一国两制法学兴起的过程。一国两制的法治实践也同时证明了,一国两制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作为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不但是现实的要求,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一国两制给中国法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法系”理论则可能是中国人21世纪对世界法律文化的贡献。     

共同富裕是人本法律观的现实基础

人本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从经济的维度来解读人本法律观,探寻人本法律观的现实基础,是人本法律观从理论通往现实的重要课题。共同富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之所在,其精髓在于摈弃了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式的共同贫穷,这一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在法律权利与义务的配置上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同时凸显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安排中的指导意义。实现法律从异化到回归,需要共同富裕这一基础来支撑。切实贯彻这一法律思想,才能真正实现人是法律之本。     

析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确立时间

毛泽东同志的法律观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阐述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确立过程,揭示他的法律思想特点,将为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法学的形成和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的理论来源提供一把历史钥匙。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确立离不开他所处时代的两个条件。     

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华法文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华法文化的历史发展也证实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中国法律的起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反映了法是表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国家意志;二是中国法制历史的发展体现出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需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式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存在;四是红色政权与法制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论要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坚韧行动意志,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精...     

权利问题研究与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的发展与权利问题研究基本上是同步的。时值今日,反思和检讨中国法学研究的传统,揭示权利问题研究与法学的方法变革、观念更新、理论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更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发展。     

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法哲学研究经历了神学取向、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历时性的纵向发展过程 ,但也不排除共时性的存在。在当今 ,神学取向的法哲学研究已衰微 ,而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已成为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虽然哲学诠释学是在反对“科学方法”的名义下产生的 ,但它与科学方向之间并没有一刀两断 ,相反 ,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却越来越多 ,它们构成了人类思维和认知之两翼。     

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必须改革,其方向是分别开设两门课程;在一年级开设《法学导论》,在高年级开设《法理学》。前者介绍法和法学的基础知识,后者阐述法的一般原理,包括法治国家的一般理论。     

迈向法治新世纪 展望法学大趋势

21世纪是一个法治的世纪 ,也必将是一个法学大发展的世纪 ;参加本篇笔谈的 2 0余位学者 ,从各自不同的法学学科领域 ,以多方位的研究视角 ,展望了新世纪法治的未来走向和法学的发展趋势 ,提出了中国法制建设和中国法学研究正面临的许多新课题。     

略论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贡献

李大钊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其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研治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新路径。他不但对法律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新的法律史学科架构,而且提出了研究法律史学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论法学的科学性问题

法学的实践性实际上是与法学的科学性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有学者(比如冯·基尔希曼)认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应当看到,法学是一门以"问题-决定"为中心、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实在法秩序为基础、采取诠释-评价的论证方式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规范性诠释科学,它...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创办学校、学术团体、报刊杂志 ,翻译西方法律著作、撰写法律论著等一系列活动以及其成果入手 ,阐述了西方传教士在西方法学传入 ,中国近代法学观、法律制度和原则以及概念术语等的诞生 ,中国近代法学人才的养成等各个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 ,并对传教士的这种作用的特点与历史贡献作了阐述。     

科技法律责任的特性与制度优化

科学技术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科技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完善的科技法律责任对科技社会法律治理、科技法律体系化建设、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突破、科技强国建设以及科学技术标准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现有主要科技基本法律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科技法律责任体现为三大传统法律责任的综合,且其中行政法律责任占据主导地位.风险社会,行政法律责任主导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并不足以有效应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科技风险,致使无法实现科技活动的有效法律治理.为此,建议转变传统的行政法规制的科技立法理念,引入私法自治理念,加强科研人员权利保障.与此同时,为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活动中的科技法律责任制度建设,建议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以及成果应用等各个阶段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化和专利许可的控制策略,以对风险社会中的科技法律责任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实现科技法所具有的调整科技活动的根本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