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身边的机会

希尔顿酒店的管理人员很“怕”希尔顿,不是因为他的严厉,而是他那出其不意的点子,让管理人员的面子挂不住。有一次,希尔顿在一家连锁店的大厅里走过后,突然又折回来,在大厅里来回走了好几圈。酒店管理人忐忑不安,不知希尔顿又发现了什么问题。他在大厅里的一根很大的立柱边停下,面对着它前前后后观察了好一阵子。然后吩咐管理人     

谭启龙：屡获周总理保护的省委书记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5岁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队伍里有名的“红小鬼”，建国后出任过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幸运的是，谭启龙在受冲击，被打倒直到重新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指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他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部门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从而使他躲过了“文革”的灾难。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中)

周扬被造反派从天津押解回北京周扬夫妇住在天津市委的招待所。这里，草青树绿，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疗养的好场所。但是，在这里的周扬，与其说是疗养，还不如说是在躲避那场惨无人道的揪斗。因为，尽管院内四周是高大的院墙，但是外面高音喇叭时常传来的“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周扬”的口号，依然声声入耳。而一旦口号声沉寂后，大厅里那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声音，就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着，更加深了幽暗、阴森的气氛。这一点，给周扬的秘书露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周扬大病初愈，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性风暴，毫无思想准备。他的身体…     

“走资派”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所指的,实际上是坚持正确主张的一大批老干部。“文革”结束后,被定为“走资派”或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大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事实证明,把一大批老干部定为“走资派”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走资派”的概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到后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认识…     

贺敏学在“文化大革命”中

深夜家被抄 1966年夏,一场空前浩劫降临神州大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洪水般在全国汹涌。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省长魏金水、副书记梁灵光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了。贺敏学对此很有看法,他对人说:“他们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从枪林     

“文革”中邓小平的井冈山之行

邓小平一直很想去井冈山看看 1972年12月22日．邓小平按照惯例．早早地起了床。这一天，他和夫人卓琳要去井冈山参观访问。他对自己能有此行．从内心感到高兴。邓小平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场灾难使他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炮打”、“火烧”、“罢官”、隔离审查。1969年10月，他又和众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一起，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遣送离京，流放到江西监护劳动。从65岁到68岁，这位曾为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人．走过了他一生中一段艰难辛酸而又悲壮的历程。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决策

一、“文革”中的特殊经历,迫使邓小平进行反思,他的改革开放思想由此发端在“文革”中邓小平的经历是:被打倒—复出—再被打倒,这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是在“文革”初期,邓小平因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成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     

刘丽英：心系反腐败斗争

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刘丽英无疑是具有传奇、神秘色彩的一位高级女纪检监察干部。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开幕那天，记者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十六大代表人群中，忽然看见了刘丽英。只见这位胸前佩戴着“出席证”的十六大代表，一遍又一遍地被人拉住“强行”合影留念。刘丽英谦和地笑着，一次次地“配合”着，没有一点架子，完全是一个慈祥的老人。记者走上前，说明了准备采访她的意图。刘丽英听罢，点点头，指了指她跟前的秘书说，你与她约一下时间吧!几天后，记者终于与刘丽英有了一番长谈。     

杨贵：一切为了红旗渠

20世纪60年代，河南农业战线涌现出两位县委书记的优秀典型：一位是带领群众防风固沙、治理盐碱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另一位就是带领群众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当年焦裕禄病逝在岗位上，其典型事迹经过广泛宣传早已家喻户晓，而杨贵在其事迹还没有来得及广泛宣传时就被打成“走资派”，后来又一波三折。所以，尽管国内外参观过人间奇迹红旗渠的人不少，但真正了解杨贵的人却并不多。杨贵是红旗渠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为了红旗渠，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从斯大林的形象沉浮看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选择

斯大林去世已近半个世纪．他统治下的苏联也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但在俄罗斯，斯大林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被人们遗忘，对他的评价也仍然众说纷纭。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斯大林诞辰130周年，在俄罗斯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斯大林热。而且，与以前“暴君”、“独裁者”形象相比．近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更趋于正面．据说．2009年俄罗斯的一次民调曾把斯大林评为俄历史上第三大最得人心的人物．莫斯科市中心地铁站的大理石大厅里还出现了赞美斯大林的镀金文字。     

胡耀邦：“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他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风雪无情

雪 ,还在不知疲倦地下着……风 ,还在呼呼地刮着……耿师傅顶着寒风和大雪朝厂部走去。“金……金厂长！”耿师傅胆怯地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差点叫出“金发达”这三个字。几年前 ,在车间里他常常叫这个名字。“噢 ,耿师傅 ,真是稀客 ,您请坐！”年轻的厂长惊喜地从转椅上站起来 ,腆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将军肚 ,招呼着他 :“一年多了 ,一直想去看看师母 ,可工作太忙 ,实在没空！”不等耿师傅开口 ,厂长又说 :“好像……您是第一次到我办公室吧？”厂长拍了拍脑门 ,露出了惋惜之情。耿师傅拘谨地边坐边说 :“一个组十几个人就忙得我不可开交 ,全厂…     

全球向贫困开战

1月17日13时。纽约。联合国总部公共大厅里,一座两米多高的大型电子数字显示钟开始启动。钟旁用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书写的声明告诉人们:“时钟上每一个数字代表着又一个人在贫困中诞生”。联合国“贫困钟”每跳动一分钟,就意味着世界又增加了47个贫困人口。依     

罗瑞卿第二次出任军委秘书长前后

罗瑞卿流着眼泪,不住地说:他(皮定均)死得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一把手,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1975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罗瑞卿和谭政、陈再道、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这之前,中央军委派专机把罗瑞卿从福州接回北京,参加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一天,刚从监狱放出来的空军原政委余立金,在招待所的小院子里看见一位老人在孩子的搀扶下正艰难地拄着拐杖练习走路。来来往往的人好像并没有谁去注意这位老人,情景显得很有些凄凉。余立金觉得此人面熟,但一时又认不出,就问儿子余小敏:那是谁?余小敏说是罗瑞卿。余立金大吃一惊。他原猜想…     

我在北京工作的点滴回忆

1966年九十月间,“文化大革命”时候,我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大走资派包庇小走资派、刘少奇的徒子徒孙,并被戴上“三反分子”的高帽子,游街十多次、抄家三次,我的笔记本全被抢走,有的竟然被烧掉。一直到1969年秋,经李先念副总理找我谈话后,我到北京市工作。1969年秋季,我来到     

“万元肚”与不昧“良心”

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耿根喜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坦诚地暴露了自己白吃、白喝、白吸(烟)、白拿的问题。他诚恳地说:“我不是万元户,但肚子里白吃白喝的不止万元,可以说是个‘万元肚’,回想起来很惭愧、很痛心……”从此,他从戒烟、戒酒入手,切实解决了这“四白”问题。最近,他被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一个有良心的县委书记”。读后,我颇有感触。     

“万元肚”与不昧“良心”

报载: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耿根喜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坦诚地暴露了自己白吃、白喝、白吸(烟)、白拿的问题。他诚恳地说:“我不是万元户,但肚子里白吃白喝的不止万元,可以说是个‘万元肚’,回想起来很惭愧,很痛心……”从此,他从戒烟、戒酒入手,切实解决了这“四白”问题。最近,他被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一个有良心的县委书记”。读后,颇有感触。     

家访(小小说)

说了好一阵子话的他从夹克衫的口袋里熟练地掏出一支烟来,又到另一只口袋里摸索火柴……“啪”,一只精致的进口防风打火机蓦地伸到了面前,骄傲地窜着蓝幽幽的火苗;他连忙把手中这支还没点着的“红雪莲”递了过去,又窘窘地补上一句:“哎,烟不好……。”     

毛泽东讲党课爱“打比方”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来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学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他解释说，上边的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打了个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了一个“工”字，又在旁边写了一个“人”字，然后，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果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了“天”字，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1976：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