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之反思

“能动司法”从理论逻辑上说有成立和存在的合理性,但在不同的政治法律传统下,能动司法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而且实际效果可能南辕北辙.能动司法既可以成为法治秩序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人治在司法领域的代名词.对于缺少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实践,必须格外强调把能动司法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特别警惕借能动司法之名行司法人治之实.在形式主义、规范主义的法治观尚未扎根的情况下,法社会学作为“能动司法”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能向人治社会的政法理论传统回归,能动司法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论双重结构化视域下的能动司法与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传统法治之基石与基本原则,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出现,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日趋强化,舆论监督法院、司法吸纳民意已然成为一项公共话语。于是,对于民意是否会损害审判独立问题之回答也变得更加复杂,审判独立在传统法治框架下也似乎难以获得解释与说明。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什么样的司法模式才契合行政、司法、公众等各方之公意,能动司法于是提了出来。然而,法律知识和法律教育的结构化使得法官把法律解释单纯地看作是发现法律真理的一种方法;而司法场域的权力结构关系却使法官将法律解释看作是一种策略性的机会选择。这就使能动司法加大了司法识别难度,可能对审判独立造成损害。为此,还需在能动司法模式下施以相关审判独立保障机制,以抵御政治力量或舆论媒介对审判独立的过分干预。     

传统司法文化对现代法治的冲击及反思——以司法改革为视角

我国传统的司法文化结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法律思想,在历史的传承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我国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对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批判地继承的过程。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传统司法文化中有着众多阻碍法治进程的内容,对传统司法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无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能动司法: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取向——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

坚持能动司法的内在必然性《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正在对能动司法进行热烈的讨论。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司法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仅关系到司法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法治建设的前景,是一个必须科学解答的重大命题。对此一直存在着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司法哲学观。     

论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复杂曲折历程催生了不同的理论框架。作为反映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过程的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其最高价值目标在于彰显司法"定纷止争、权利救济、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促进和谐、增进人民福祉"的功能。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外发式、激进式改革思路的误导与司法权威缺失等困境。司法现代化转型既有当下现实的必要性,又有法治理论与实践上的正当性。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价值目标转型、职权模式转型、保障机制转型、人事管理机制职业化转型和司法应用技术手段革新。     

解码司法改革新路线图

和历届中共“三中全会”一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未来10年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的同时，也出乎外界意料地端出一道改革大餐——司法体制。法院独立审判，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废除劳教。这些都是多年以来发出的司法改革的最强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同时强调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承载着“法治中国”梦想，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启航。     

司法改革前瞻

在与本刊记者谈到司法改革这个话题时，陈卫东一开口就透露出了他对司法改革的急切和无奈。陈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在学术界一直被视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司法改革的坚定鼓吹者。在司法实务界，这个“活跃分子”不但积极参与了律师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刑事证据法等法律的起草和修改．而且为官方提供了许多务实可行的建议，也因此被央视评为2012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司法改革中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的公信力是保证司法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条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也是提升我国新时期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于深化司法改革意义重大。深化司法改革,内容涉及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主体等制度。相对的司法独立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性要素;充分的司法公开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外部条件;实质的司法参与形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形式和要径;有效的司法监督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保障;高素质的司法主体构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载体和基础。     

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关系

司法权威在一个社会的强弱程度是追求法治国家法治程度的坐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公正的基础,是司法权威追逐的首要目标。我国长期以来将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隔裂,片面强调司法权威,忽略了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弱化趋势将损害法律权威,不利于社会法律意识的巩固和提高。同时应警惕"街头公正"异化而催生法律虚无主义的回潮和泛滥,冲击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建设。因此,我国应加快司法改革以建构司法公信力。     

试论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具有公共权力运行的属性,是使公众信服裁判结果,并自愿遵照裁判结果执行之能力,不以国家强力的介入为必要,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要条件。提高司法公信力,既需要确保良法之治、法律程序正当、裁判正当等,又要以制度外之因素即国民素质的提升、法律信仰的树立、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作为推动因素,使制度内改革与制度外的文化积淀形成合力。     

刑事司法改革观透析

刑事司法制度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改革的各种观念纷纷呈现。在众多观点中,对如何设计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刑事法律制度的移植等问题产生了理性与理想的分野,接轨与并轨的碰撞。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必须立足于本国现实,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的法治经验,并进行必要的变通,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体制。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无知之幕”的中国情境与纠纷治理的司法困境

中国已率先完成了一套法律文本体系,由于在立法中秉持形式法治的理念和"粗放式立法"的偏好,再兼对传统伦理习惯等本土资源的排斥及对工具性、技术性的片面追求,导致这套法律体系缺乏应有的历史、文化视野,"合法性"基础较弱,从而与现实生活形成了深深的抵牾,这突出表现在纠纷治理所面临的司法困境。法治元素虽被引入民间纠纷解决框架但尚未得到人们普遍认可,"无知之幕"面临中国情境,纠纷的自然机制与社会设置存在着深深的抵牾。在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的情况下,"解纠"的司法制度安排需要形成法治的中国样式,在激活传统的伦理、文化等内容,打通民间生活与法律系统通道的基础上,将有助于纠纷治理的传统文化、政治伦理、社会人文等因素逐步导入从立法、执法到司法、普法的诸环节,使法治的理念有所依附,这将为纠纷的司法治理提供新的解释和策略。     

司法正义的实现:司法理性或抑司法经验

司法理性是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实践性的智慧和能力。理性司法过程必须贯彻法治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逻辑,法治的进程正是在恢复法律的这种理性信仰,并力求以现代法治这一方式创造出更高的法和理性的结合。司法经验是思维作用于存在的产物,是人们通过对生活实践的观察而形成的心得和体会,体现在法官的个性和人性中。所以,司法的过程就是法官在被信仰的公设的法秩序框架的理性下,通过司法当下经验获得对过去发生事实的认定,进而解除纸上法律与实际适用法律的矛盾,实现司法的社会正义的法学进路。     

《司法权力的再分配》专题报道之一司法力配置迎来“改革季”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项关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改革，拉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紧接着民事和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司法改革的步伐开始加速。随后．在中央部署下，各地方法院、检察院的司法改革方案遍地开花，一些试点经验还上升为法律，开始引领中国法治进程。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司法判决可以改善法治环境和人文条件,矫正传统清官文化与法治观念的错位与背离,可以使公众明晰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疏离与亲和,可以为公众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结果,这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个内在机理。公众朦胧权利意识的觉醒、互联网时代下的司法红利、裁判文书的公开以及司法判决的科学性化倾向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四种外在驱动力。司法的良性发展,个案确认以及固化一般规则,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导引网民以及媒体理性参与和践行案例法治文化实践是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的5种必经路径。     

论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的法律监督

权力制衡理论和权利的司法救济理论是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能动司法检察监督过程中,为尊重能动司法应当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保证监督权的正当实现,既要坚持监督的法定性和有限性原则,又要坚持监督的类型化以及监督的均衡性原则。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法律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监督能动司法实施主体的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监督能动司法行为是否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监督能动司法适用的是否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案件。结合能动司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等特点,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的法律监督方式应坚持事后监督和事中监督并重。     

司法实践中的政治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司法文明包括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文明。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司法文明之间有着梯次包含的、不可缺少的相互关系。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使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热点。改革的先导在于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同样道理,司法实践也丰富和推动着理论创新与制度更新。     

浅议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建设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建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树立司法权威、提升检察公信力,既是回应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新期待新要求的需要,也是检察工作的价值追求之所在。     

论司法能动主义构造路径

当前,对我国司法究竟采用司法能动主义还是司法克制主义,学者间存在很大争议。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在实质上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种法律模式造成的差异。通过论述司法能动主义的构造路径,澄清其目标仅是推进宪政,减少司法克制主义对其创造动机的抵制,使我国司法充分吸收英美法系的这一制度,为实现司法的民主进程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