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毒品罪的刑法定位与罪刑适应——基于我国西南某市151份一审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西南某市151份涉及运输毒品行为的一审刑事判决书研究可知,实践中对运输毒品犯罪的处理呈现出对人身危险性考量不足、量刑普遍偏重等现象。而运输毒品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均较低,立法将其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并列规定并不合理。建议将运输毒品罪单列,同时采用“数量加情节”的基准刑确认模式,重新设置该罪的法定刑并废除死刑。     

绑架罪从轻处罚情节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降低绑架罪的法定刑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适应实践中出现的危害性较轻的绑架情形;有利于瓦解犯罪,保护被绑架人;有利于实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从轻处罚情节应当考虑是否控制人质、造成伤害的情况、勒索财物的数量等情节,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对于绑架罪的法定刑,考虑到绑架情形的复杂多样,应当进一步放宽其法定刑幅度,设置3年以下量刑情节,同时应当取消238条第3款的规定.     

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探究

毒品犯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应当将毒品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走私、制造、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就构成了相应的犯罪既遂形态; 毒品是否最终流向社会,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在主观方面,除了直接故意外,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毒品犯罪。在量刑时,涉案毒品数量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他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为了协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刑法的冲突,建议将毒品累犯扩大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等五种犯罪,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毒品犯罪累犯。     

盗窃毒品犯罪的法律适用研究——基于2013年至2020年全国盗窃毒品犯罪裁判文书的考察

为进一步明确盗窃毒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分析我国自2013年以来关于盗窃毒品犯罪的相关判决,对盗窃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行为状态、法条竞合、罪数形态、量刑情节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盗窃毒品犯罪行为的刑法学性质,可以构建出法益保护、罪数确定的法律适用规范路径。对盗窃毒品行为的定罪量刑应着眼于维护刑法所保护的整体法益,从维护法的秩序价值出发,坚持整体观念,系统适用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定罪标准的认定要注重对毒品这种违禁品的占有价值和社会秩序法益的保护;量刑既要注重盗窃毒品犯罪的客体、对象、情节,也要注重考量盗窃毒品后上下游承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毒品定性定量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在涉毒案件中,毒品的成分、数量是决定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毒品定性定量工作不仅影响毒品犯罪的量刑,也是部分毒品案件罪与非罪的决定因素。     

论毒品犯罪中的毒品数量

毒品犯罪大多直接或间接涉及毒品这种特定物品。毒品数量的多寡与大部分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密切相关。本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根据,对毒品犯罪中的毒品数量问题加以论述。     

毒品的种类、数量、含量与罪刑关系研究

毒品的数量、类型、含量与罪和刑有着密切的关系。毒品的数量,有时可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一般情况下毒品的数量则被看成是决定刑罚轻重的标准;另外,在某些毒品犯罪中,毒品的种类与罪和刑有着直接关系;而毒品的纯度越高,其危害性也就越大。因此,应当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查获的怀疑是毒品的物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就毒品的种类、含量、数量进行鉴定,作出鉴定结论,司法机关应当将这些结论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美英两国毒品纯度与量刑分析

就毒品犯罪的量刑而言,如何对种类繁多、毒性大小不同的毒品给以科学的分类换算,并据此给予毒品犯罪人较为准确的刑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英两国在毒品数量是否根据纯度折算的不同做法,在毒品纯度与量刑方面的立法,值得借鉴。     

毒品犯罪中的毒品纯度价值之提倡

在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毒品数量是决定毒品犯罪圈的划定和涉毒罪犯量刑的核心要素,但随着新型毒品的不断涌入和掺假毒品的增多,这种完全忽略毒品纯度价值考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却隐性地扩大了刑事法网,也直接影响到这类案件的量刑公正。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纯度的价值应当予以重视和提倡。     

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毒品犯罪是严重刑事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该类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调研表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中死刑的适用存在着诸多的认识分歧和执法冲突,主要表现在毒品犯罪中死刑适用的理念、适用的数量标准、适用的证据标准、及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适用界限及相关毒品犯罪是否适用死刑等方面。     

毒品犯罪中的毒品纯度价值之提倡

在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毒品数量是决定毒品犯罪圈的划定和涉毒罪犯量刑的核心要素,但随着新型毒品的不断涌入和掺假毒品的增多,这种完全忽略毒品纯度价值考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却隐性地扩大了刑事法网,也直接影响到这类案件的量刑公正。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纯度的价值应当予以重视和提倡。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缺陷及司法完善 --从一起毒品犯罪案例谈起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种堵截式立法规定,其法定刑应该轻于任何一个先行犯罪和续接犯罪.现行立法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定刑的配置不但无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而且不利于与疑罪从轻原则相协调.在现行刑法框架下,通过重新诠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以及疑罪从轻原则是弥补这一立法缺陷的有效途径.     

论受贿罪法定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提升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的可操作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和立法界将目光主要投注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上,却对其法定刑关注不够。和审判机关的量刑一样,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以法定刑作为适用准绳。令人遗憾的是,受贿罪一直无独立的法定刑,至今仍参照适用贪污罪的法定刑,且该法定刑还存在刑罚档次交叉重叠、衔接无梯度,犯罪情节模糊、犯罪数额不科学等诸多缺陷,这给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时对基准型的把握带来一定的难度。为提升受贿罪法定刑在量刑建议中的可操作性,应单独设置受贿罪的法定刑、增加刑罚种类、废除死刑、降低起刑点、重构法定刑空间形式等立法建议。     

贩卖、运输毒品罪中对象认识错误的司法认定

具体的对象认识错误,并不阻却行为人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应区分"概括的故意"和"确定的故意"认定其量刑情节。抽象的对象认识错误,不阻却犯罪性质的认定,但影响到其犯罪形态。对于将毒品误认为是合法物进行贩卖、运输的,在排除行为人对毒品和违法性认识的可能后,一般不成立犯罪故意。     

软性毒品犯罪非罪化研究

作为全球三大公害之一的毒品问题,近几年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毒品作斗争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为了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取得更好的效果,有必要对毒品犯罪的内容做进一步的分析。其中对有关软性毒品的犯罪,因其较小的危害性,应当将其从毒品犯罪中剔除。     

论我国文物犯罪的量刑平衡

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时对文物犯罪作了相应的调整，在罪刑关系上更趋于协调和平衡，但我国文物犯罪刑罚处罚中仍存在着量刑失衡的问题，致使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刑罚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主要存在刑罚量配置不协调、量刑情节笼统、法定刑设置不当及幅度大等问题。     

浅析诱惑侦查在毒品案件侦查中的适用

毒品犯罪有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同黑社会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列为当今世界的三大犯罪灾难,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刑警组织打击和防控的重点。毒品案件是刑事案件中的一类特殊案件,与通常的刑事案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和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出毒品案件在侦查中证据难以收集。因此,在毒品案件侦查中,诱惑侦查是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     

运输毒品罪行为的主要类型与刑罚适用

运输毒品行为具有独立性,其在行为方式上体现的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社会危害性有明显差异.因此,不宜将运输毒品和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规定在一个选择性罪名中.运输毒品行为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运输毒品行为进行分类研究的必要性,这不仅符合量刑规范化的要求,而且也是刑法罪刑均衡的具体体现.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与非罪界限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作为毒品犯罪的一种,多为制毒、贩毒、吸毒之源,其社会危害性人所共知,正确予以认定并处以相当刑罚,意义不言自明。根据刑法第351条之规定,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之成立可出于下述三种情形之一:(1)种植罂粟500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2)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3)非     

转型期湖南省毒品犯罪的新特点

转型时期的毒品犯罪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湖南省毒品犯罪日益猖獗,且呈蔓延膨胀之势,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和武装化,“以贩养吸”仍为湖南省目前主要贩毒犯罪形式,毒品犯罪人员的组成复杂,呈现年轻化、职业化等趋势,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