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下警察出庭作证的实证研究

随着审判中心主义下诉讼改革的推进,警察出庭作证已由过去的"偶尔为之"逐渐成为一项制度化措施。然而,实证调研数据显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具体的贯彻落实中,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制度障碍和现实难题。对此,建议通过从犯罪追诉到法庭助手的观念转变,培育警察出庭作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模式的转型,规范侦查办案人员的调查取证行为;从卷宗笔录移送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倒逼警察出庭作证能力的提升;从诉讼构造的线性分立到侦控结构的整合优化,完善警察出庭作证的内部机制衔接和外部制度环境。     

从警检关系论警察出庭作证

在我国刑诉法所预设的侦控结构下,难以得出警察应出庭作证的当然结论.在这一结构性制约下,警检机关对警察出庭作证的表态都不积极.当前,应在肯定警察出庭作证价值的前提下,正视现实,着重规范警察取证行为、完善保障侦查笔录真实性的有关措施,强化其他证据对书面说明材料的印证,以促使法官形成正确的内心确信.     

关于警察出庭作证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使得警察出庭作证由过去的偶尔为之变为一种常态化机制。但实践中,无论是"硬件"的配套性制度还是"软件"的作证能力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问题,造成警察出庭作证的效果远未能达到立法预期。为此,要对出庭警察的身份认定、出庭准备工作、庭审作证技巧策略以及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深入地探索和研究,以推动警察出庭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完善,明确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规范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程序。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落实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背景下侦查人员履行诉讼职能的重要手段,是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得实效的重要措施。侦查人员出庭的诉讼地位是特殊证人。为了化解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难题,侦查人员应当规范取证行为,主动配合检察机关完成对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明;立法应当赋予侦查人员作证豁免权,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侦查机关应当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用定罪率替代破案率,并将法院对证据的采纳情况纳入考核范围,同时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之证据能力探讨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受到诉讼模式的影响,建立"混合诉讼模式"的证据能力制度是解决其所获证据能力的关键所在;卧底侦查所获言辞证据、实物证据的特殊性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证据能力规则;确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符合的证据能力制度,构建以"利益衡量"为标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卧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完善我国卧底侦查所获证据能力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     

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侦查取证程序的调谐

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侦查取证程序作为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适应审判中心导向的要求,应当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精神,在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进行调谐。具体而言,需从落实取保候审制度、贯彻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注重客观证据、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强化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等多层面进行调谐。     

“以审判为中心”对公安机关侦查权行使的影响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意味着审判是诉讼过程的中心环节,庭审职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言辞原则被充分贯彻,控辩双方实力得到了均衡,证据裁判原则、法律定纷止争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都将与之前"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的特征有所区别。在"以审判为中心"制度下,影响侦查行为的主体扩大,公安机关侦查权行使时受到了法院、检察院、辩护律师越来越多的影响;公安机关侦查理念落后,警检活动相互脱节、公诉效率低,证据证明力不足、放纵犯罪等问题就显现了出来。公安机关必须从转变侦查理念、密切警检关系、提高侦破案件能力来入手,以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侦查理念与模式的重构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及诉讼证据规则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适应新形势下司法改革的要求,通过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侦查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重新审视侦查的地位,转变传统侦查理念,提升侦查取证的质量,确保侦查活动经得起审判检验,以期适应并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人像鉴定在案件侦破中的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案件侦破由以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审判为中心,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以审判为中心,关键是以证据为核心。人像鉴定是侦查活动中进行对象身份识别的重要手段,其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诉讼证据。在侦查活动中,人像鉴定可以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获取口供和其他证据,亦可认定犯罪嫌疑人,实现零口供定案,在案件侦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试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英美法谚云:"警察是法庭的仆人,其主要是指警察必须根据法庭传召出庭作证",①由此可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客观现实的制约,该制度在我国一直难于落实,严重影响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进程。2010年,最高检和最高法等部门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首次提出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亦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变革融入世界证据立法的具体体现,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侦查人员该以何种方式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作证的范围该有多大?在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同时应如何保障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人身权利?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显然不容忽视。我们拟以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运用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上述问题。     

刑事错案的形成与救济——以侦查工作为视角

面对公众对错案的关注与质疑,公安机关不仅是纠正错案、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更应当反思刑事错案的成因。侦查阶段应强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意识,强化取证、确保队伍执法素质提升,强化走访、确保言词证据真实,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细化监督、动态监控确保执法监督最大化,切实通过制度完善、程序遵循等保证执法的公平正义。     

警察出庭作证的再思考

是否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目前,在我国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剖度存在司法体制、法律规定和侦查工作的现实障碍。警察出庭作证实际上是一个牵涉立法、司法、执法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首先就必须对公、检、法三位一体的分工合作体制作相应的改动．还要在诸多与证人相关的法律条款中,针对警察的特殊性,作出特殊的规定。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下的公安侦查工作应对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侦查活动中需要树立起服务审判、面向审判的理念;在证据收集上要求全面、合法;在侦查终结移送证据材料时要求完整。针对这些要求的提出,公安侦查机关则需要积极面对,改革思路,可以从完善侦查活动的刑事立法、强化未全面移送证据材料的人员的责任、提升公安机关侦查能力以及加强与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上的沟通与合作等方面进行。     

论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中警察刑事执法面对的挑战与思考——以辩护制度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有力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印证了中国法治理念的文明演进,但同时也给警察刑事执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以辩护制度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修改完善为例,从中可以看出新形势下的警察刑事执法所面临的问题,需要从执法理念、执法规范、执法能力等多方面寻求应对之策。     

大数据侦查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和认识的逐步深入,政法学界开始关注侦查领域大数据的应用研究,于是"大数据侦查"的概念应运而生。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对于"大数据侦查"基本含义的理解多种多样,而对其基本范畴和核心内容的讨论也涉及甚少。因此,从广义的角度对"大数据侦查"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大数据侦查的基本范畴,重点分析讨论大数据侦查模式、大数据侦查思维、大数据侦查方法等三个问题,以及提升预测侦查能力、主动侦查能力、协作侦查能力、效益侦查能力等五种侦查能力,以促进大数据侦查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     

基于微服务思维的大侦查格局建设——以绍兴“公安大脑”建设为例

现阶段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工作任务复杂艰巨、信息化程度不足、证据收集和保存难度增大、侦查破案职能边界不清等问题已成为高效开展侦查破案工作的掣肘。结合“公安大脑”建设,借鉴互联网微服务思维,围绕技术、机制、体制,绍兴公安初步形成了以情报导侦为牵引、整体作战为常态、科技应用为支撑,力量融合、区域联动、精准打击的大侦查格局：破除打击警种壁垒,塑造变革型组织,使其具备独立化、模块化、可重组的能力;健全完善运行机制,重构运行流程,打造高效、灵活、弹性的运行体系;建设全流程应用平台,打造实时扩展、滚动升级的大侦查引擎。建设基于微服务的大侦查格局,要坚持解放思想,聚焦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规范体系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运行机制;坚持数智引领,传承发展创新。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智辩证地对待、认真细致地研究和积极主动地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视角,提出了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搜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论警察出庭作证的技巧及法律完善

2013年1月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就警察出庭作证做出明确规定。警察出庭作证,为我国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提高审判效率,及时打击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法律亟待完善,警察出庭作证的技巧还有待提高。     

命案侦查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完善——以湖北省2006年命案卷宗评比为视角

随着公安部刑侦局在全国刑侦战线开展刑警大练兵"命案卷宗评比"活动的推进,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在2005年和2006年相继开展了"命案卷宗评比"活动。从命案卷宗反映的情况来看,命案侦查中存在着侦查程序不合法、采取强制措施不严格、实施侦查措施不规范、侦查终结证据体系不完整和法律文书不完备等诸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既有侦查人员方面的因素,也有侦查机制方面的原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包括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侦查民警的素质,完善命案侦查长效机制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