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探析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宅基地价值显著提高。“两权分离”制度已不能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三权分置”应运而生。农村宅基地指农民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建房的权利,在此之前,国家对农村家政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创新和改革,其中三项权利是: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农村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可以使宅基地在交易市场交易流转,实现优化配置和利益最大化。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和建立“资格权”,在法律制度上有缺陷,农民对宅基地处分权有质疑,法律体制仍需完善,立法制度也有待加强。使宅基地“资格权”具体优化,这对于优化“三权分置”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不起诉制约和监督机制探究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不起诉案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数量逐年增加,使得不起诉被滥用的风险亦相应提高,加强不起诉制约和监督机制成为不起诉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基于起诉法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不起诉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以规则、规定的形式强化了不起诉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刑事不起诉制约和监督机制,以实现不起诉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科学构建、有效衔接,确保不起诉制度的规范运行.     

我国反恐侦查程序的问题和对策

当前,面对日益猖獗和频发的恐怖犯罪,我国现行侦查机制在调查取证、人身羁押、追诉期限以及技侦措施等方面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不足和缺陷。为了加强反恐的防范和打击力度,在借鉴外国反恐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现行侦查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应当促进侦查措施信息化、完善侦查措施启动程序、加强情报信息的证据效用以及注重反恐程序中的权利保障等。     

论腐败资产追回机制的特性

资产追回是指位于被请求国(资产流入国)领域内的犯罪所得、财产、设备或者其他工具,应请求国(资产流出国)的请求予以归还的司法协助制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9个条文的形式将该制度的相关内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的创新路径——以浙江省Z市交通警察的实践为例

在新行政处罚法制度的催化下,各省市交警开始探索交通违法行为处罚的模式创新。2021年浙江省Z市交警打造的“警斗云—数治警务平台”,再造交警执法流程,为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提供全新方法,实现执法全程留痕、执法效能提升、执法社会效应提高,破解了传统执法模式的难题,在Z市交通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模式仍处于探索与磨合阶段,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在创新过程中需以行政处罚法为遵循,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合法性,在制度层面加强规范性,在技术层面提升智慧性,为实现交通管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审判中心主义下警察出庭作证的实证研究

随着审判中心主义下诉讼改革的推进,警察出庭作证已由过去的"偶尔为之"逐渐成为一项制度化措施。然而,实证调研数据显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具体的贯彻落实中,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制度障碍和现实难题。对此,建议通过从犯罪追诉到法庭助手的观念转变,培育警察出庭作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模式的转型,规范侦查办案人员的调查取证行为;从卷宗笔录移送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倒逼警察出庭作证能力的提升;从诉讼构造的线性分立到侦控结构的整合优化,完善警察出庭作证的内部机制衔接和外部制度环境。     

论法治中国视野下警察职业思维的定位——基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新概念,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公安机关是代表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应当以此为契机构建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警察职业思维方式,运用法治思维阐释社会现象、校正执法理念,实现由政治思维、道德思维、权力思维、经济思维向法治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广大公安民警来说,选择、树立和培育法治思维就是建立一种职业的思维方式,即要求在公安执法工作中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正当程序和公平正义。     

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随着技术侦查手段的广泛应用,技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使用问题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大的关注。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以及规范技侦证据在诉讼中的具体应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技侦证据的法律效力以及技侦证据使用的具体规则和法律程序。本文就该规定的相关修改背景、具体内涵进行了评析和论述,并就其未来具体实施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论公安机关应急性警察权力的配置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警察权是应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应急警察权的配置,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公安应急处置的水平。现行法下的应急警察权仍存在权力配置不清、边界模糊、新型突发事件处置权缺失、权力配置与现代行政管理目标错位等问题。应急警察权的配置应充分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挑战,通过健全应急警察权行使依据、优化权力配置体系、引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打造完备的应急协同处置机制,推进国家应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