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初探

自 1990年以来 ,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原关贸总协定和现在的WTO的活动并对WTO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非政府组织参与WTO活动的方式主要有发动针对WTO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参与WTO的各种会议 ,以及在WTO成员之间的争端解决中积极主动地发表意见等。WTO的某些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甚至是在非政府组织的持续影响下形成的。WTO制定了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若干原则 ,这些原则为WTO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基本方向。     

论"法庭之友"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以非政府组织为例

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提供书面陈述的现象屡见不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其态度经历了逐步开放的过程。结合实践,笔者以非政府组织为例阐述了"法庭之友"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合理依据和实践支持,进而分析法庭之友的应有定位。     

非政府组织介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证分析及其利弊考量

WTO争端解决机制正式运作以来,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断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法庭之友”陈述的方式介入到争端解决程序中来。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可以提请法官注意到争端当事方可能忽略的法律、环保、人权等问题,提高裁决的质量并增强WTO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这种介入也可能会给当事方造成额外的诉讼负担,影响裁决的效率等等。因此,如何在允许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身份介入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WTO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私方参与问题

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或组织对WTO争端解决的参与,不仅对WTO实体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产生影响,也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若干改革要求.时代要求WTO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走向公开透明,也要求WTO在关注贸易利益的同时关注其他国际市民社会的利益.争端解决中接纳私方参与虽然有利于WTO运做的民主化,但WTO成员也需要慎重思考私方参与的形式、相应的WTO争端解决程序改革以及如何最大限度防范私方参与的消极影响等问题.     

技术性国际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基于WTO食品安全案例的分析

"全球行政法"的思路开始渗透到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之中。对于食品安全之类技术性案件,WTO准司法机制日益重视程序性方法、双边协商和非政府渠道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SPS委员会作为"全球行政法的引擎"提供了争端解决的专家治理路径。WTO食品安全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既有重要意义也存在局限性,须与国际争端解决的法治化路径相互补充。我国应提高多元化应对技术性国际争端的能力。     

非政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本文叙述了非政府组织作为“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及其纷争,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价值分析和理论阐释,进而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思路、制度设计和情境设置,并指出了其对于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的意义蕴涵。本文认为,“法庭之友”问题表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必须谋求外交方法与司法方法的平衡,尤其应该确认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独立和自由裁量,并应从多重视域中谋求一种多元互动的解决之道。     

WTO争端解决参与机制的巴西模式及其借鉴

巴西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之一,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独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参与机制: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组成的、由巴西律师海外实习项目和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育支持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认知共同体协同机制。较中国而言,巴西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参与的先行者。巴西在积极主动应对贸易纠纷、加强政府部门之间合作、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非政府组织参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模式: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行政与司法系统协调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导模式.在我国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趋向善治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出现多元化趋势.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角色重新审视,客观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参与路径进行设计,以求增加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公共空间,提高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聚合功效.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制度

"法庭之友"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已经触及并引起争议的一个新问题。作为一种有助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民主化和透明化的措施,虽然法庭之友制度引发了理论上的诸多争议,但实践中,法庭之友已逐步参与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中,并促使DSB对这一制度进行引导和规范。     

法庭之友陈述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可接受性

法庭之友陈述早已出现于普通法国家,如今又被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WTO法律对此缺乏明确规定,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又趋向接受这种信息材料.国际贸易法学术界的见解则莫衷一是.本文认为,从世界贸易争端的特点、司法透明、WTO的宗旨和国际政治发展形势来看,WTO争端解决机构应当接受并在适当的条件下考虑法庭之友陈述.总理事会应依循现有的WTO规定的精神并参照相关实践制定出接受和考虑法庭之友陈述的实体和程序规则.     

发展中国家参与WTO诉讼:现状与公平性问题解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被普遍认为有效和高效,但对发展中成员参与该机制的认识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该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有的研究则相反.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发展中国家参与情况定量统计、对定量统计的不同角度分析和结论差异进行了探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是较积极的,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作用,与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相适应,但就发展中国家数量来说,参与广泛性还有待提高,这有助于更全面和客观审视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争端解决问题.     

论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具体应对措施

在经济危机时代,中国作为争端方参与WTO争端解决程序的案例正在逐渐增多,如何在具体的WTO争端解决过程中应对,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非常重要的一点.通过对中国参与的案件进行分析,试发现中国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应对措施.     

WTO汇率机制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

WTO框架下的现行外汇机制排除了世贸组织(WTO)对缔约方之间汇率争端的管辖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的过于原则以及对成员方义务的软约束,不同国家间的汇率争端处于无法在国际法层面解决而诉诸政治方式解决的困境中。将影响贸易平衡的汇率问题纳入WTO框架解决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为了摆脱汇率争端所面临的困境,应尽快确立WTO对汇率问题的管辖权,并在程序与实体上对WTO规则进行修订与完善。     

WTO争端解决裁决的国内效力问题研究——以国家主权为视角

WTO争端解决裁决的国内效力不同于WTO协定的国内效力。WTO争端解决裁决与WTO协定的生成途径和国际法律地位有着显著差异。从其产生过程、自身品质和其他证据来看,WTO争端解决裁决可能会对国家主权构成"软侵蚀",各成员因此需要"看门人",以防止WTO争端解决裁决的国内不当影响。从实践看,欧盟和美国都明确拒绝了WTO争端解决裁决的直接效力,美国甚至还部分拒绝了WTO争端解决裁决的间接效力。我国应当借鉴欧盟和美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一方面,不可一概承认WTO争端解决裁决的国内直接或间接效力,而是应该留有回旋余地,给予法院决定是否尊重WTO争端解决裁决的裁量权,确实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可出于国际礼让、维持良好国际"守法"形象等考虑,给予WTO争端解决裁决适当尊重。     

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解决策略

本文认为政府不够重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公民参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完善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文中指出政府应建立公共危机教育体系和完善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满足公民知情权、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则是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困境的策略。     

NGO作为“法庭之友”参与争端解决活动的实践及其影响探析

NGO作为"法庭之友",广泛参与了国际和国内的争端解决活动,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表达了弱势群体的意愿,也有利于保持司法独立。     

审慎抑或轻率地扩大权利？——WTO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方制度改革问题述评

作为WTO调整争端解决法律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在第三方问题上的规定存在着不够明确和完善的地方,由此带来的规则和实践的不一致减损了WTO的可预见性,第三方制度成为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地方之一。有关第三方制度的改革问题,必须建立在一个正确认识第三方参与对WTO争端解决进程之影响的基础之上。鉴于第三方对于争端解决进程的过多参与将会对争端解决的成本、争端得到早期解决的可能性、争端解决的结果等方面带来众多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应该在改革第三方制度的过程中采取审慎的而不是轻率的态度。     

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活动中的实践考察和立场研究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的基石 ,美国是WTO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受美国拖延执行WTO争端解决机构 (DSB)的建议和裁决的有关现象启发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美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活动进行分析 :美国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情况的量化分析 ;美国对几起败诉案件的执行情况 ;美国在澄清和提高《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谈判中的主要立场 ,然后就决定这些现象产生的美国宪法体制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善意解释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的实践

WTO争端解决机构明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第31条的"条约解释通则"是"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之后,其中包含的善意解释原则在WTO的司法实践中亦有一席之地,文章探讨善意解释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的内涵,并且对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善意解释的实践作出评价。     

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克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源于GATT四十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中的"司法克制"思想,在WTO时代也得以"衣钵继承"并呈现出新的特色.作为GATT /WTO争端解决机制从"外交取向"向"司法取向"演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缓冲"和"润滑剂",它不仅贯穿着GATT /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取向"的全过程,而且两者的"博弈共存"对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式不断"机制化"从不同侧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可以预见,即便WTO争端解决机制演化成国际贸易法院,基于国家主权价值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殊性等原因,"司法克制"思想也绝不会"销声匿迹".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应从"司法克制"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运作中获得理性启示,籍以善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