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强遭遇中的法意与人情

从1983年因参与滋事斗殴等被"严打"落罪"流氓犯"受判死缓,到2004年因保外就医期满未归,被认定为‘在逃未归"而被收监并顺延刑期直至2020年,牛玉强的遭遇为我们反思一个特殊时代变迁中的法意与人情提供了一个重要个案.     

对"法不容情"的人性诘问

人们关注法律事件，往往是因为它触及了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因‘枪帽子”等行为被剖以“流氓罪”的牛玉强，近日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从“严打”时期到废除“流氓罪”的二十年司法演进之路，似乎在一个瞬间集中呈现：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这一称呼承载着多少难以言喻的慨双与辛酸。     

由李昌奎案看民意与司法独立

李昌奎案已经落下帷幕。然而，本案引起的争议却余热未退，令人深思。     

国际法上国家契约的法律保护

国际法上国家契约及其效力和履行问题在国际法立法、学说和判例上,一直都存在着许多复杂的争议。这些争议随着国际法的历史演进和结构变迁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呈现新的面貌。从最初的武力兴兵索债,到国家间通过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再到通过国际条约尤其是双边投资条约赋予外国私人直接国际出诉权,乃至晚近通过投资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直接保护国家契约上的国家承诺义务,体现了国家契约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及其法律调整的历史演进,引出了国际法立法、判例和学说的许多重大的问题和争议。为此,需要对国家契约的国际法调整作出适当平衡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     

国外问责的制度与实践

晚近,政府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公众、媒体、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在政府问责方面,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形成了比较丰富成熟的运作机制,也具有良好的民主宪政的问责环境.就此而言,国外政府问责的制度及其实践,可以为我们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提供不少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投资条约保护伞条款的实践及其基本内涵

保护伞条款要求缔约东道国应该遵守其对另一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所承担的任何义务。保护伞条款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义务性质和义务范围都存在着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和争议。保护伞条款对于东道国施加了更加严格的国际法约束,对此,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参与跨国公法过程的方式予以必要平衡。     

发展问题、发展法学与联合国改革

6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联合国成立。自此,世界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国际法也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60年来,国际社会汲取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国际法律秩序在联合国的主导之下正在形成。然而,由于世界关系格局的影响,联合国的宗旨未得完全实现,联合国的原则未能尽被遵守。联合国的各个行动领域均或多或少的存在缺憾。适逢今年联合国大会于其对联合国的改革问题进行详尽探讨,以图在内部机制和所涉事务领域展开新的局面。为此,本刊约请了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研部、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的部分教研人员,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简短的商讨。由于篇幅的限制,相关的讨论未能畅所欲言,惟盼能促使海内外学人更多从规范和学理的角度谈就联合国的发展乃至国际法治的未来。     

“最后一个流氓”遭遇中的法意与人情

牛玉强是否会被顺延刑期至2020年,他的牢狱生涯能否提早结束?法意与人情不仅是天平的两端,其实,更大的平衡来自于法意与人情背后的司法完善与人情通达。毕竟,法律的核心是教人向善,而不是以利剑穿心。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化:成就与挑战

投资条约仲裁是高度法律化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是克服合同国际仲裁、东道国当地救济、母国外交保护等传统争端解决方式不足的产物.ICSID公约较好地平衡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解决的灵活性和法律化,而且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接受.现代投资条约与ICSID公约仲裁机制的结合导致了从投资合同仲裁到投资条约仲裁的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