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业协会承接政府服务职能转移的思考——以武汉为例

行业协会是政府与市场之间不可替代的桥梁和纽带,其特有的社会整合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我国现阶段正处于政府治理转型期,行业协会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武汉市行业协会的发展及承接政府服务职能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存在这样那样问题。促进武汉市行业协会承接政府服务职能,要充分认识行业协会在政府职能转移中的作用;要加强行业协会"四化"建设;要提升行业协会服务能力,创新行业协会行政管理机制;要加大对行业协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要积极引导行业协会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     

实现行业协会社会责任的有效路径

行业协会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治理主体中重要的一极,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何发挥其社会责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在现今我国社会转型期,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要得到有效的发挥,既要依靠协会自身功能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同时不能忽略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实现行业协会社会责任的有效路径是:     

加强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围绕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精神和重大部署,尤其是十九大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行业协会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走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之路。立足于中国治理现实,结合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实际,本文研究分析了加强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的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嵌入型理论提出"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理论框架。据此,加强党的领导和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可以在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实现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价值目标的统一,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组织结构的嵌构,党的领导与行业协会法人治理决策、执行、监督运行机制的融合。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行业协会与政府及会员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型——多中心公共治理范式下的行业协会角色定位

伴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不少管理真空现象,而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治理功能以弥补政府治理空白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了.借助多中心公共治理范式的框架,构建行业协会与政府及会员企业之间的关系模型,多角度地界定了行业协会的角色内涵,必将有利于实现其对行业的有效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前瞻性治理: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转型期社会公共事务和风险治理难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回应式政府治理范式已难以有效适应当前的时代需要,探索和构建具有前瞻能力的政府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因此笔者提出"前瞻性治理"的概念,具备现代政府运行特质。面对风险社会治理的挑战,前瞻性治理要以民众需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以培育政府行政人员前瞻能力为抓手、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撑、以风险治理常态化为重要举措、以跨域联动机制为手段、以健全法律制度为保障等路径构建得以实现。因此,前瞻性治理是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的社区服务合作供给模式探析——以重庆市X社区为例

正社会治理是以"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核心,促进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供给,提升社会服务(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增加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繁荣。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本文以重庆市X社区为例立足社区治理现实,针对治理机制不够健全、治理定位不够明确、治理水平有待完善的问题,提出完善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食品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功能分析与推进策略研究

我国现行的政府垄断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无论是在主观的监管意愿,还是客观的监管能力,始终都存在着无法完全克服的固有缺陷和制度缺失。相较于政府行政监管的他律约束而言,食品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在信息获取、监管动力、监管成本、监管范围等诸多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可以有效弥补政府行政监管之不足。但囿于法律和体制限制,当前我国食品行业协会的发展面临诸多障碍,食品安全治理中食品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功能优势,并未得到有效发挥。推进我国食品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要重塑食品安全"合作治理"新理念;健全食品行业协会的法制基础;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提升食品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完善自主治理结构,加强食品行业协会自身能力建设;调整优化食品行业协会布局,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行业代表性;加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体制建设,发挥食品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诚信体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社区治理要做到“四律齐奏”

正近年来,社区职能逐渐转变,已不单单是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更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主要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主战场,将承担更加重要的职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今后的社区发展     

"智能+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智能+"理念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引入,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这一理念已在政务、社工、社会组织监管等领域得以推广,"智能+"在政府工作领域得以实现。以社会组织监管为研究对象,探求"智能+社会组织监管"运作机制及其特征,体现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过程监督的"全方位"与"透明性"、评估工作的"便捷性"与"科学性"。要使其特征对社会组织监管产生积极影响,必须重视法律与政策、管理责权、技术支持与平台构建这三大板块的建设。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官僚规制模式,其参与主体是平等赋权的多元存在:食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充当网络核心与协调者、食品生产企业通过"PPP"实现积极参与、消费者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均为重要成员。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通过与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对比实现其独特性自在,并以信任、充分协商、信息共享及整合作为其运行机制,通过价值协同与协商互补的结合、信息共享与信息规范的结合、诱导动员与激励治理的结合实现治理工具方面的契约合作替代。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的福田经验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使用"社会治理"的概念,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15年12月,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与中共中央党校、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权威专家走访了深圳福田区的社区街道,对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     

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四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转变,从"一元主体"到"多元共治"治理结构的转变,从行政化管理向法治、德治和自治综合治理转变,力求实现社会有序运行与活力迸发相统一,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中国商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变迁和时代新议程探究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经过多年的渐进式改革,经济领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已经所剩无几。在更为艰难的社会体制改革中,通过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和治理效率提升是一条有效路径。本文以"政会"关系变迁为主线,探讨在我国发育最为成熟、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商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提出"新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的新议程。     

浅议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推进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伟大工程,战略的执行者是各地方政府。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实现,与地方政府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息息相关。地方政府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卷首语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正在逐步成为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国家治理方式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提高城市治理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本期"专题报告"围绕"大数据与政府治理"探讨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大数据视角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突破与系统构建》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为社会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剖析了大数据视角下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在的"数据有限性""挖掘能力欠缺""信息孤岛"及"评估透明度不足"等困境;构建了以大数据理念与工具为基础的,集"评估数据搜集与管理""评估信息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