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和议"议出和谐乡村

和谐乡村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乡村社会政策落实不到位、利益纠纷不清、矛盾化解不断等长期困扰乡村治理的难题,应逐渐探索建立"三级和议"制度,解决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构建一条最深入基层、反应最迅速、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基层利益纠纷和矛盾解决机制,从而打造一种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试论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的现状及解决机制

农村因土地征收、耕地转包引发的纠纷,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已成为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针对错综复杂的农村土地纠纷,必须构建可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的对策就是在完善诉讼与调解制度的基础上,让诉讼与调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解决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打造首都商事调解新格局

<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完善商事调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完善商事调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因素。     

“一庭三所+”:多元化解社会矛盾新探索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处于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解决的衔接环节,是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沿阵地,在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中的责任重大。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将助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在时堰人民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畅通诉求预防社会矛盾纠纷

正接诉即办机制倒逼各区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服务企业从"有一办一、举一反三"到"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一些积累多年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下一步应重点思考和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从源头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接诉即办机制倒逼各区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服务企业从"有一办一、举一反三"到"主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法在该地域的重要补充,起着规范秩序、巩固团结、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特征、合理性和价值的分析,发现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和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历史继承中得到消减,可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进程中实现咬合,形成互补变通的法治体系,助力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乡村社会各种矛盾凸显,如何在乡村社会中更好地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三治"的有机融合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发挥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协同效应的重要抓手。     

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逻辑契合与改进策略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要把德治、自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的是更能动和全面的发展模式。乡规民约不仅是乡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载体,在与德治、法治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繁荣乡村文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任务具有重要作用。一、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将乡规民约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进行讨论,即乡规民约是村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制定和共同遵守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各种道德守则和行为规范。     

马鞍山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索

正当前,我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司法资源短缺,法治保障不足,社会管理亟待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第47期处干班社会事业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组经过商讨,决定对马鞍山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再结合学习期间的交流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

定期集市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方面影响:集市引发人们纠纷观念的转变,使得纠纷类型呈现了新的特点,带来纠纷解决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引发纠纷解决方式的不断变革.面对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民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式微,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村民权利观和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应渐进地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用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弥补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不足,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我们可通过优化同质性社会资本、完善制度性社会资本、健全文化性社会资本等方式,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合理的建立,维护了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多元化民族纠纷机制是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对诉讼纠纷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其主要发挥了非诉讼纠纷的解决机制在各民族地区的作用。借鉴曾经在民族地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与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配套的立法。     

再论“迎法下乡”——基于鄂西D村村干部矛盾纠纷调解实践的考察

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乡村法律实践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但其实践的乡村法律环境及其功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对基层治理造成影响。一方面,税费改革与打工经济的兴起,导致乡村社会异质性凸显、乡村社会交往的货币化、村民关系的"原子化"及村干部治权弱化,依托村庄规范形成的传统集体约束力下降,难以仅靠乡村干部的"本土权威"实现纠纷调解,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法治土壤;另一方面,矛盾纠纷本身性质的变化,村民行动逻辑由"伦理导向"转为"利益导向",更加追逐"权责利"的量化对等,与村干部的传统治理能力形成错位。这两方面因素致使乡村矛盾纠纷调解越发难以"内部化解",但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行政体制压力下,村干部具有援引法律规则以解决纠纷问题的内在治理需求,因而,法律实践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现代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与证成

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乡村形成了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现代熟人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大家庭解体,个体化的小家庭不常驻于村,常驻村民纠纷、传统的家庭婆媳纠纷都趋于减少。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出现了因土地征收引发的新型村民纠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村民在纠纷解决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性,这是乡土民情与现代司法碰撞之后,村民对纠纷生态环境的理性回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国家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回应,必须立足乡村的本土资源,因时、因势、因地而为。     

加强对电商“炒信”行为的民事法律规制

近年来,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用造假行为日趋泛滥,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相较于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与直接救济更依赖于民事法律制度。建立第三方信用评级机制、健全相关民事责任体系、完善"网购"纠纷在线多元解决机制,可减少"炒信"不法行为对消费者的侵害,并给予其及时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