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如何区分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升公民政治素养,是党的十七大以来重要思想之一。《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根据这一精神,在课程目标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提出:"树立规则意识、法制观念,有公共精神,增强公民意识"。相对于原来课标(实验稿)观点,第一次出现了"公共精神"概念。什么是公共精神?它与教材中提到的公民意识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其产生、概念、内涵、性质和特     

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与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管理理论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新公共服务更加强调公民权与公民精神的培养,通过共同治理社会完成公共利益的过程,可以培育更具有责任心的公民精神。多渠道的公民参与方式以及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互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完成民主价值的实现。在对比传统公共行政行政人、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人、新公共服务重视公民权与服务精神之后,重视公共服务意识、重视公民权与公共利益、公民参与本身的民主价值是对我国公共管理有益的启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培育公共理性

公共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价值精神。培育公共理性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公共领域治理的需求和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可通过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拓宽公共生活领域、公民教育与实践并举和发展网络民主等途径培育社会公共理性。     

学界建言

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我们的社会治理从日常管理向应急管理快速切换:社会保障制度在处理好平时正常保障与应急保障的关系中     

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应着力培育诚信意识

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精华,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更加需要诚信,因为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社会组织凝聚力形成的基础。我们推进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就应该以诚信为本,着力培育全体公民的诚信意识。     

培养“公共精神”摆脱“精神贫困”

"公共精神"作为现代社会公民思想群体意识,在当前社会发展环境下愈发显现其重要性,作为社会理想信念的价值核心,"公共精神"需要所有社会公民共同构建、重塑、弘扬,以确保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稳定发展。     

刍议公共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决定了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治理面临着参与空间小、公民参与意识不足、制度供给不足等诸多方面的障碍。我们必须积极改变管制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加快政务公开步伐,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和彼此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公民不服从的当代论争与中国语境

"公民不服从"是政治和法律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罗尔斯继承了契约论的传统,认为在近乎正义的社会中,满足了某些基本条件的公民不服从能够规避多数裁决规则潜在的危险。德沃金、哈贝马斯等人分别尝试从不同维度论证公民不服从,他们的论证理路不一,实则殊途同归,即公民不服从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有益补充。对我国来说,讨论公民不服从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形成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和捍卫法治的公共精神,而且,作为社会稳定安全阀的公民不服从也将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良序发展。     

第三部门发展面临的三重困境及出路选择

第三部门在成为政府助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遭遇着意识的、制度的和结构的三重困境。本文提出,必须加快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为意识的觉醒;完善制度建设,以法治精神构筑第三部门发展的理性规则秩序;壮大中产阶层,促进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形化",多方施力帮助第三部门尽快步出困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研究

2020年初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使社会治理的很多短板和不足暴露出来。而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这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内涵基本一致。通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含义和建设路径的研究分析,可以从意识强化、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及科技支撑等方面探索出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对策,最终把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培育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的路径

<正>法治的实现需要对现行法律足够尊重、信仰、服从。规则意识是法治精神建立的内在动力和保障,培养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是依法治国的精神支柱,是建立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政府、企业、公民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的培养路径多有不同,应分门别类、共同推进。培育政府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政府法治精神建设和规则意识的培养,对于法治建设尤为重要,只有政府带头守法、遵守规则,才能引导企业、公民自觉守法。首先,政府权力规范化、法律化。政府在执     

社会治理的考验与回应 直面疫情中的公民素质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典型的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而社会治理能力中最核心的指标之一是公民素质水平,所以抗击疫情也是对公民素质的检视。纵观抗击疫情全过程,我国公民素质现代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这为赢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中也暴露出公民素质短板。而探究补齐公民素质现代化短板的有效对策就成为应对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公民规则意识培育的障碍及对策

规则意识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行为与关系体系,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建构社会关系的基础。当下我国公民规则意识在建构中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如质疑规则而不遵守、以潜规则来消解规则、以个体自由伸张来反对规则等。面对公民规则意识培育中的障碍,需要重构社会德育体系、知识教育体系,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提升公民的规则意识。     

古希腊公民社会与公民精神

“公民”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古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完全由公民组成的主权的公民国家社会。“公民社会”的特点是全体公民自治,“人人统治大家,大家统治人人”,充满民主与自由。公民社会也培育和蕴含了一种公民精神,全体公民都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也享受着公平的社会生活。古希腊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主要体现在:维护公共政治的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精神;公民本位的自身价值精神;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     

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的培育和提升

公民作为环境治理多元主体之一,其主体意识的提升对于推进环境治理共享共治,有效解决生态问题、革新公民生态意识与约束公民生态行为,以及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培育提升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水平不足而产生的主体困境,公民环境治理意识与行为相脱节而带来的实践困境,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大环境不成熟而导致的社会困境,生态教育与环境治理要求不一致而产生的教育困境等。培育和提升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需要转变其思想认识,养成生态道德;需要强化制度型构的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关注环境治理实践,提升公民参与治理的获得感;需要加强生态教育的力度,推进公民环境意识的发展。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及对我国社会构建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于政治国家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给市场更大的自主空间。公共领域为公众与国家权力机关就社会规则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平等协商提供了平台，为公众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重要渠道。在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精神内涵与功用对规范制约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力运行，培育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与民主意识，推动我国公共领域的成熟与发展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高校公益社团公民道德实践的社会功能探讨——基于华中师范大学圣兵爱心社的个案

当前公民社会的发展为高校学生社团创造了新机遇,而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通过对华中师范大学圣兵爱心社这一模范公益社团的利他行为进行个案分析,来探讨公民社会背景下高校公益社团的公民道德实践与社会功能。在多元社会需要社会整合的分析中,指出高校公益社团的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公平、培育公民道德、重建社会信任等社会功能。     

公民道德教育偏差的探究

目前我国公民道德出现危机的原因一方面是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时,阻碍了人类的精神和道德的发展,产生物质的丰富与精神(道德)的贫瘠(危机)的悖论,惟物质至上侵袭了我国公民的道德观念,带来了混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教育认识不清,出现偏差,公民意识教育欠缺,道德教育内容未能与时俱进,教育的主体未搞清,法律与道德发生"裂变",后者更是我国公民道德危机的直接原因。     

公共管理如何可能?──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本文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来讨论我国的公共管理问题 :树立公共管理的理念 ,培育健康、良性发展的公民社会 ,创建并运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治理理论 ,达到公共管理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