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分则和--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儒家智慧

以孔子"礼之用,和为贵"、荀子"义分则和"思想为文本根据,指出儒家关于"和"与"礼"的关系是,"和是礼中所有",是"礼"作为等级制度的内在结构性功能;荀子用"分"与"和"表述"礼"与"和"的关系,则从制度伦理的层面上回答了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和谐,进而提出了"义分则和"思想,即合宜的制度安排是达至社会和谐的基础.这一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儒家智慧,具有达古通今的普遍意义,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当确立的基本理念.     

论儒家伦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儒家文化既有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面,也存在着有益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多层面的关系:儒家的等级观念、重农抑商及重义轻利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矛盾冲突;儒家的诚信美德与敬业精神、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和谐思想、"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及革新思想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通契合的;儒家的"义以为上"、"以理导欲"、"崇尚精神"等伦理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互补优化的价值效应。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伦理思想精华,为当代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和伦理智慧。     

义利统一之道--一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于现代商业伦理的意义

以先秦儒家"义利观"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思想,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现代商业伦理体系和矫正企业经营伦理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企业道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会带动社会道德思想转变,同时企业道德思想取决于决策者的道德素养.     

儒家伦理之于当代社会公德建设的意义

儒家伦理中有许多带有形式化的理论或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公德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诸如儒家伦理中的公共交往原则、核心道德观与价值观、实现途径等,应将其具有形式化的内容与当今社会作有机结合,其中的历史局限和不足,也可借鉴西方社会的伦理实践。     

现代农村家庭伦理的现实性探微

儒家伦理曾是中国传统农村农民修身齐家、安身立命家庭伦理的价值源泉,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如宾的道德风尚。随着现代性来临,以及与之相应的以功利为本位的伦理思想的漫延与浸染,传统家庭伦理在农村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性危机:父子反目,兄弟相仇,夫妻背叛现象屡见不鲜。重新审视并树立起健康的家庭伦理,已经成为现代农村建设迫切的历史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课题。儒家"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将不失为一种正确的致思方向。     

义利统一之道——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于现代商业伦理的意义

以先秦儒家“义利观”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思想,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现代商业伦理体系和矫正企业经营伦理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企业道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会带动社会道德思想转变,同时企业道德思想取决于决策者的道德素养。     

儒家伦理与企业道德

儒家伦理与企业道德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儒家学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现在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有人认为儒家无益于经济的发展，是现代的阻力；也有人认为儒家有益于经济的发展，是现代的助力。研究这个问题，应深入考察中国和东亚地区曾受儒学...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态伦理智慧及其现代出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和道德观的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蕴含了整体、和谐、适度、节用等理念,与现代生态伦理的诸多方面相一致,具有重要启发。在汲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智慧时应不断寻求它的现代出路,以实现其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有效整合。     

荀子伦理思想中的外在规范与价值确认

荀子以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基础,一方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体系,使儒家伦理富有更强的操作性、现实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继续弘扬儒家的价值目标,强调核心价值理念在社会伦理秩序中的重要性,从而使外在规范与道德价值相辅相成,较系统地完成了儒家社会伦理体系的建构。     

"和谐企业"及其形上基础

"和谐企业"是企业内部诸要素融洽互动和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全生态和谐的企业发展状态.在形上层面,和谐企业的创建不仅需要企业组织成员树立统一的"道德世界观",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和内部秩序的良序化奠定主体条件,而且需要企业组织实体建立面向人--自然--社会三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世界观",防止企业因集体个人主义蜕变为不道德的经济主体,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重和谐.     

儒家官德传统对当代廉政建设的启示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其"为政以德"的思想几乎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儒家的官德传统和廉政思想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通过公私义利之辨强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对官员提出道德要求,主张公重于私、"义以为上",倡导"以义统利"。官员的道德修养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官员清廉便能吏治清明,社会稳定。中国的传统行政伦理和官德规范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进步作用,当代在进行廉政建设时仍有必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华伦理道德,重提传统行政伦理和儒家传统官德规范在当代的合理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伦理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化解

行政伦理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继承性。儒家伦理文化对我国当前阶段的行政伦理建设产生着一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民主和自治观念缺乏、忽视制度化伦理建设、过分强调主观伦理责任因素及违背社会发展对伦理建构的要求等方面。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应从更新观念、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改革等方面来化解儒家伦理文化的消极影响。     

契约精神与企业合规建设

正深入研究契约精神在中国和西方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唤醒深藏于中国人心底的文化基因,恢复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敬畏,对于推动当下大批中国企业的合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契约精神虽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主流精神,但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也不难发现契约精神以各种形态存在,并且在约束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维持社会平衡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较之西方社会,古代中国的契约精神更多地具有传统文化中"信"和"礼"的属性。在儒家思想中,契约精神以"仁"作为伦理核心,以"义"作为价值导向,崇尚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民权与平等:论“儒家式民主”的理论开展

儒家思想与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维护他人的权利是儒家本有的"仁"之思想应有之义,而民权即是仁道之政治实现,也是仁道之最大化。儒家"仁"之思想中的恕道以及以仁为基础的"天命"、"民意"思想可以发展为对民权的维护。礼所要求的"谦德"可以视为一种积极的平等思想。"礼"在尊贤意义上的差异性是儒学现实主义的表现,是对政治哲学独特之贡献。儒家思想资源可以给现代民主制度提供更加坚实的道德与伦理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式民主的缺陷。     

道德哲学“三段式”演化路径

传统道德哲学,家庭是伦理世界的基础,家庭中的个体是道德哲学的天然能动原素。儒家哲学"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道德哲学理论,回答了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把爱人和爱物统一起来,把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统一起来,实现了从"个体—家庭—国家"社会模式转向"自然生态"伦理系统的转变,体现了个体通过自然世界来表达其主体存在性的意愿和当然性。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技术作为人类维系生存和促进发展的手段,实现了人的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更新了人与自然的道德逻辑和伦理框架。这种文明的转换试图通过技术的努力,实现对自然能力的控制,改变人的自然本性及其结构。道德伦理的每一次转换都为道德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向度,这是理解和把握社会伦理发展的哲学思辩。     

儒家“忠恕”思想的伦理困境

在当前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下,儒学"忠恕"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启示日趋明显。探究儒家"忠恕"思想的实质内涵和伦理价值,不仅有益于进一步弘扬儒家思想精华,而且对厘清当今一些伦理困境、促进社会和谐,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反公共性：儒家伦理的内在限度

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生发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家伦理为基点定义的个人,其身份具有等级性的制度化差异,个人责任（或义务）和荣誉观念仅限于在家（或家族）之内,个人的意义消解在家族里。己／人结构的社会格局,是家族伦理的外化推演。儒家反公共性的伦理本位,致使公共精神极度匮乏。它不是一套合理的公共哲学,难以培育出发达的公共理性。     

传统人居伦理文化的基本范畴

传统人居文化的核心即是伦理型文化,其基本范畴主要是以族居为特点的宗族制,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中心的德治,以中庸伦理文化为建筑装饰取向的审美观。宗族制伦理文化核心是祖宗崇拜,主要特征即是男权政治。德治伦理文化的内核是礼,其德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即时的社会和谐。儒家伦理文化的中庸形成了人居建筑的审美取向,追求人与建筑的平衡与稳定,达到中和之大道的根本目标。     

现代公民社会道德论说:从“自性”到“他性”

现代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状态,随着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生成以及新旧社会价值形态转换所出现的道德"空场",进而容易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增加道德选择的难度。为了矫正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伦理扭曲,必须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人学思想中的"自性"道德,把握现代性影响下的道德"他性"特征,实现"自性"与"他性"的有机结合,加强"慎独"的道德人格塑造,真正建立起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状态,也时现代公民社会的目标使然。     

公民道德信任建立析论

道德信任是从伦理社会学的角度对人际之间信任的考量。道德信任不仅是维护个体完善的内在需求,也是实现群己和谐的重要基础,还是增进普遍社会信任进而构建道德体系的基本动力,因而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伦理期待或要求,既要突破"熟人信任"以实现传统信任道德的现代伦理转型,也要消弭社会风险以实现利益交往格局的伦理优化,还要满足"互予性需要"以实现在道德平等中追求美好生活。适应社会转型、应对道德风险、实现治理现代化要求,确立了新时代公民道德信任建立的伦理治理转向,即建立政府诚信制度、经济信任制度、公民契约伦理制度,为公民道德信任建立注入制度关怀;强调法律的"刚性支持"、伦理的"破立并举"、社会的"群体监督"、教育的"个体洗礼,强化对公民道德信任建立的道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