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察机关地位和职权的再认识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着侦查、提起公诉、法律监督三项职权。实践中 ,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缺乏监督 ;行使提起公诉权是与公安机关承担同一控诉职能 ;行使监督权乏力。本文认为应使检察机关专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 ;由隶属各级政府的反贪机构行使检察机关的侦查权 ;检察机关为侦查机关的指挥机关 ,统一调度、指挥各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 ;建立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 ,替代检察机关行使批捕等权力。     

论我国侦查权之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侦查作为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单方面针对个人、法人或单位进行的追诉活动,常常面临着限制和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问题,也存在着侦查权被滥用的危险。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旨在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制,确保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拥有一些最基本的防御权,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研究的课题。应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完善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惩戒措施、强化犯罪嫌疑人地位、技术侦查法定化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侦查权的规制做一些初探,力求使刑事侦查权的行使建立在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使侦查程序更具正当性。     

从诉权与侦查权的协调谈侦查行为规范

侦查权是追诉犯罪的权力,而被追诉人的诉权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两者应该具有平等性、对抗性的特点。由于侦查程序的进行直接影响到被追诉人自身的切身利益,故侦查权的行使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然而,我国侦查机关侦查程序中具有主导作用,中立的司法机构作用微乎其微,且就被追诉人基本不会去主动启动司法裁判程序,而是以被动接受为主。因此,我们应当从诉权与侦查权关系的平衡入手,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来进一步规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者

侦查阶段同刑事审判阶段一样,也存在对立的双方:控方和辩方。在侦查构造的控辩双方中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作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会产生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导致“先定后审”;由检察机关来担负侦查构造中中立者的角色,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检察机关的权力重叠、角色冲突,作为侦查构造的裁判者角色也有一定的障碍。因而必须改革检察机关的职权,确立检察机关只行使监督权,其侦查权划归其他部门隶属。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对侦查活动的在场权、建议权、评判权、处罚权、司法审查权和消极侦查权等来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从而成为侦查构造中的中立者、裁判者。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关于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问题的探讨

侦查权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更是我国程序合法化的重要窗口.检察机关由于其作为追诉机关的法定性质,决定了其很难在根本上控制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借鉴相关国家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制度,从介入的主体、范围和方式三方面进行尝试,以实现我国侦查权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刍议“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云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检察院开展了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试点工作,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以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该试点工作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对强化侦查监督、引导规范取证有重要意义。设立＂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有着丰富的理论依据,保障人权与有效追诉是首要价值取向,权力制衡理论、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公诉准备观是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机关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引发的几点思考

制约和监督是限制国家权力的两种方式.刑事诉讼是强大的国家向孤立的个人发动的一场追诉活动,运行其中的国家权力应当受到限制.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三机关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是刑事诉讼中有中国特色的限制国家权力方式,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针对目前在两种限权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不属于检察监督范畴;赋予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独立的司法审查权;检察机关不应享有对案件的侦查权等观点.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程序构建

引导侦查取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事后的、静态的法律监督变为同步的、动态的监督,这不仅仅是一种监督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侦检关系的变化,它对于增强侦控合力、增加胜诉机率、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公民人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宗旨在于监督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而不是代替或者协助侦查机关取证,因此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对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取证的过程加以规范,以防止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要么指令化,要么形式化。     

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检视与完善

侦查权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侦查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运用极易引起对当事人权益的侵犯,为确保侦查机关依法履行职务,严格公正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侦查权的监督。但由于侦查权的外部监督乏力,侦查机关业已建构了侦查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控制体系。通过对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检视,探索完善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进路。     

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检视与完善

侦查权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侦查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运用极易引起对当事人权益的侵犯,必须加强侦查权的监督。由于侦查权的外部监督乏力,侦查机关业已建构了侦查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控制体系。本文通过对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检视,探索完善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进路。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论侦查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司法界在法律用语上对使用“侦查”还是使用“侦察”尚存争议,直接影响对侦查和侦查权概念的界定。经考证,笔者认为在法律用语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规范为侦查。由此,对现有侦查权概念进行归类与评述,认为侦查权概念应界定为:国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分散在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反腐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反腐天网",全面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拆分"出来并入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由内部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在消除"自我监督"弊端的同时,外部监督的缺陷也逐渐凸显。监察委员会被赋予了较大的调查权力,如何对职务犯罪侦查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限制监察权的行使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关键。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分散在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反腐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反腐天网",全面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拆分"出来并入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由内部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在消除"自我监督"弊端的同时,外部监督的缺陷也逐渐凸显。监察委员会被赋予了较大的调查权力,如何对职务犯罪侦查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限制监察权的行使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关键。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试点工作”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是侦查引导权的具体行使。检察官作为中立的"法律守护者",在派驻检察室中应准确把握侦查引导权的权力范围和具体职能。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和公诉准备观是侦查引导权的理论基础。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对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侦查的媒体监督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依法治国,加强制约监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侦查程序中国家权力运用所具有的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决定了侦查是常态社会条件下最深刻地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运作程序,对于侦查权这种公权力的监督也就应运而生.媒体对侦查权的监督可以促进侦查活动的公开,可以弥补其他监督手段的不足,可以促进权利救济的实现,可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但媒体的不当报道,也可能影响侦查机关的正常破案活动,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发挥媒体对侦查监督的积极作用.     

关于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的理性思考

在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职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或重点工程。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资源和侦查权,设置全国公安机关一体化侦查机构;二是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移交国家预防腐败局,或借鉴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和港澳地区设置＂廉政公署＂的经验及模式,建立＂国家反腐败局＂,全权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三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将控诉权和监督权分设,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新型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