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盗窃自行车、助动车犯罪及其防控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人”的理论来分析“两车”盗窃行为，可以看出，盗窃“两车”的低成本和对“两车”极大的需求是导致“两窃”泛滥的原因。提高“两窃”成本，减少“两车”需求是控制“两车”盗窃的有效对策。     

浅谈查控堵截被盗抢车辆的战术

近年来,北京市盗窃机动车案件日益突出,呈逐年上升趋势。车贼窃车后,大多数是运往外地,或通过各种渠道将赃车卖掉,从中牟取暴利。有的车贼还利用盗来的汽车作为交通工具,进行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如“2·8”、“6·3”、     

“多次盗窃“若干问题初探

认定盗窃罪有两种标准 ,一是数额标准 ,二是次数标准。我国刑法已明确将“多次盗窃”列为盗窃犯罪的一种形式 ,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多次盗窃”的界定欠合理 ,实践中难以据此强化对盗窃公私财物行为的打击。     

建议修改和规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自 2 0 0 1年 1月至 2 0 0 3年 1 0月 ,抢劫、抢夺 (“两抢”)、盗窃犯罪案件居高不下 ,盗窃犯罪呈现出盗窃车辆案件多 ,盗窃公共财物多 ,共同盗窃犯罪多 ,盗窃目标明确的犯罪多等特点。“两抢”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形式多样 ,危害性大 ,车匪路霸案件突出 ,罪     

盗窃机动车犯罪与遏制对策

盗窃机动车犯罪是当今社会所有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有资料统计，美国每年偷盗汽车案件已高达160万起，平均每二十秒钟就有一辆汽车被盗，损失额高达75亿美元。与盗窃汽车案件相伴的拆卸改装赃车、赃车交易商以及赃车走私活动也“应运而生”，其危害日甚一日。我国尚属不太发达国家，汽车进人家庭也是近两年的事。但近几年盗窃汽车、摩托车案件已呈急剧上升之势，以三门峡市湖滨区为例，窃机动车案件43起，其中汽车3起。今年元至九月就发生此类案件134起，其中汽车19起。在盗窃的机动车中，摩托车多以高档豪华车为主，汽车则以…     

谈谈盗窃罪向抢劫罪的转化

刑法第153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150条抢劫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条文的理解和执行很不统一。笔者认为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如何正确理解条文中的“当场”二字。这里的“当场”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的现场,而不是其他。因为刑法第153条规定的是由盗窃、诈骗、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情况。转化的条件是犯罪分子“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转化的前提是犯罪分子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离开了盗窃、诈骗和抢夺的现场,“转化”就无从谈起。     

许霆恶意取款案两次量刑的理性思考

许霆盗窃ATM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存在明显判重问题。在盗窃金融机构量刑里，没有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并非是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规定存在缺陷，其立法意图就在于强调要特别保护“金融机构”。重审由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两次量刑悬殊巨大，“被害人过错”不足以成为适用减轻处断的理由。许霆案的改判，除了受上级法院的干扰外，媒体舆论也对该案量刑结果有消极影响。     

金银首饰加工业和机动车修理业应作为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广州市近年来“双抢”案件和机动车盗窃案件居高不下的状况与金银首饰加工业和机动车修理业管理不善密切相关。要扼制“双抢”案件和盗窃机动车案件,增加群众的安全感,必须加强这两个行业的管理,而过去的治理整顿权是治标的方法,把它们列入特种行业才是改善管理的有效途径。     

浅谈对扒窃犯的识别与抓获

扒窃也称绺窃,是指犯罪分子采用不同的掩护手法,利用特殊技能,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犯罪行为。扒窃是盗窃犯罪中技术性较强的一种多发性犯罪,主要发生在大中城市、繁华城镇、集市贸易市场及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由于犯罪分子乘人多拥挤、人们不注意时,利用两个手指作案,手段特殊、方法简单,作案过程瞬间     

也谈盗窃与抢夺的区分

按我国传统的通说，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是秘密窃取还是公然（或公开）夺取他人财物，这是由“盗窃”和“抢夺”的字面含义得出的当然结论，具有科学合理性。不从字面含义理解“盗窃”与“抢夺”的“新说”，认为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对象是否属于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为是否构成对物暴力。这种主张不仅无法合理说明，为何不能采取通说却要采用这样的标准来区分盗窃与抢夺，而且增添了区分的难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执行。     

刑法关于“多次盗窃”的重新解读

盗窃罪中对"数额较大"的主张是我国刑法采取结果无价值论立场之结果,而对"多次盗窃"的强调则为行为无价值论和人格刑法学者所倡导。从客观立场出发,对"多次盗窃"进行重新解读,得出"多次盗窃"中的"次"是指基于一个概括的犯意,而完整实施的一系列连贯的盗窃动作;多次盗窃与数额较大之间存在内在的等价、统一关系,但无位阶关系;《解释》的第4条和第5条中第12项的"多次盗窃"意思相同,是一个点的两个面。     

论抢劫罪中的“当场”

对抢劫罪中“当场”的含义,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予以限定。典型抢劫基本形态中的强制行为不要求“当场”,取财行为要具有当场性,其时间范围是强制行为发生后的较短时间段,空间范围是以强制行为为中心的一较小范围;《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其时间范围应自行为人着手实施先行犯罪的实行行为始至原财物持有人或其他人丧失对财物的监管止,空间范围包括盗窃等先行行为的现场及其合理延伸区域;转化型“入户抢劫”中的“当场”,其时间范围应当始于实施盗窃实行行为之时,终于行为人脱离户内之际,空间范围仅限于“户内”。     

盗窃罪若干问题新论

盗窃罪属于常见高发性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形态的变化,在司法认定和处理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盗窃罪所涉及的对象,尤其是与盗窃对象相关的数额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点;对于＂多次盗窃＂应以盗窃财物数额之和达到＂数额较大＂为构成犯罪必要。盗窃转化犯中的疑难问题、单位盗窃等问题也有必要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     

农村挖洞盗窃案现场勘查的探讨

近年来,农村挖洞盗窃案件发案率一直较高,作案手段粗暴,加之农村地形复杂,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较强,这类案件的破案率很低。分析与研究勘查这类盗窃案现场的规律,寻找解决方案十分必要。     

“计赃论罪”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变革

我国古代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有着"计赃论罪"的传统,而这一立法传统在近代经过短暂的断裂后,又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新中国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在内涵上与古代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从定性分析模式到定性+定量分析模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纯粹的"计赃论罪"立法模式都已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盗窃罪应当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     

经济学中两个易引起困惑的基本概念的解析

需求和需求量是经济学中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需求理论中,同样一些因素,有的人把它们称作“影响需求的因素”,有的人则称为“影响需求量的因素”。这不仅会让人感到困惑,而且还会影响到对“需求量的变动”和“需求的变动”概念的理解。要解决学习需求理论时会遇到的这两个前后有联系的问题,需要我们从需求数量变动和需求函数关系变动两个角度去进行分析。     

对最高检不起诉新标准的探析

2007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不起诉新标准,并已公布实施。其中规定: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起诉。这一规定存在着无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法起到预防犯罪、教育人民、惩罚犯罪的作用的问题,以及"生活无着"、"偶然盗窃犯罪"无法界定的问题。笔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审视此规定,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途径。     

具有政法高职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探析——以高校师生服务“全国人大会议”为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探索符合高职院校自身特色的有效载体。高校师生服务"全国人大会议",证明了这是一项符合政法高职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社会实践载体。它不仅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载体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优化管理服务载体,进一步拓展社会实践载体,并为学院"建首都示范高职院校、创法律实用人才品牌、强服务政法工作能力"开辟了新的道路。     

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当、合理的伦理论据

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安排,正是反映或满足了这种需求,并且与功利主义所倡导的“两最”、罗尔斯《正义论》中所主张的“公平的正义”等“应当”理论相吻合,因而有其伦理论据,具有合法性,应当重视、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藏匿肇事车的行为如何定罪

对于藏匿肇事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这个问题,笔者认为, “藏匿”不同于“毁灭”、“伪造”,在现有法律的规定下,对藏匿肇事车的行为应定包庇罪, 此举并非一种随意的扩大解释。同时,笔者建议将“隐匿证据”的行为加入到“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罪名中,以完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