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对我国特有政策议程模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

互联网作为当今人们快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表达信息的常见方式,成为当前公民表达民意、反映需求的重要渠道,然而呈多样化、密集化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只有部分能成功触发政策议程,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值得探究。本文在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对多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预设“社会——网络——国家”三元分析框架,结合政府回应情况总结归纳出三种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的模式,阐释我国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触发模式。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的优势在于政策的可执行性强、民主决策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政府提高公信力,但该模式下可能致使决策者对问题出现误判、可能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等缺陷也不容忽视。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

网络空间已成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网民在舆情走向中是不可忽视的群体,政府希望通过回应和介入事件来缓解网民的情绪。但在实践操作中,政府回应未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会加剧冲突的爆发,将网民的舆论焦点引至政府自身,造成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本文基于对"雪乡"事件舆情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以过程视角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利用网民评论的主题和情感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对政府回应的反馈图谱。本文将数据文本分为政府介入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展开分析和探讨,发现政府回应与网络舆情存在逻辑互动偏差。政府管控与网民诉求之间、政府回应滞后与首因效应之间、正当履职与信任缺失之间的偏差,都会导致舆情向消极方向发展。     

从“7·23”甬温线动车事故看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当前网络舆情已成为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和政府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出发，分析网络舆情及其传播新特征以及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府正确应对网络舆情的建设途径。     

网络舆情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

在我国行政体制中,政府过去一向是政策制定的主导者。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对社会的回应也是以政府自身为主导。但现如今,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政府必须主动地关注和满足社会需求,积极回应社会舆论。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步     

论网络舆情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

当前我国处于网络信息新时代,网络舆情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和方法,对于民意的征求也应适当地采取网络投票、提问等方式。网络传播方式已成为我国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公共平台。因此,网络舆情对政府制定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伴随着很大的压力,并且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存,所以网络舆情状态下政府如何制定好公共政策成为考验政府能力的一个挑战。     

网络舆情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

在我国行政体制中，政府过去一向是政策制定的主导者。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对社会的回应也是以政府自身为主导。但现如今，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政府必须主动地关注和满足社会需求，积极回应社会舆论。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步入了一个“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     

网络民主对政府回应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网络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对政府回应既产生积极影响,如培养了政府回应理念,创新了政府回应手段,扩大了政府回应范围;同时,也对政府回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网络民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响着政府回应内容,互联网和电子政府的发展问题束缚着政府回应能力,政治和政策的应对态度和策略制约着政府回应效率,数字鸿沟现象的长期存在阻碍着政府回应的公平性等。因此,必须提高网络民主加强政府回应,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加强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加强政府治理,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渠道;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民主的范围。     

网络涉腐舆情的监督优势及科学化管理

网络涉腐舆情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敏感诱发性、随意偶发性、主观猜测性、虚拟隐匿性等特点,表达了民众对公权公正、廉洁的政治诉求。网络涉腐舆情具有高效高质监督、保护参与个体安全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网络暴力倾向、规范性合法性不足等问题。要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建设,逐步建立政府及时回应机制和政府、网络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机制,完善网络涉腐舆情信息工作体系,加强对网民和网站的培育监督,以实现对网络涉腐舆情的科学化管理。     

网络舆情视角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考量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为公民的民主参与和政治诉求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全面把握网络舆情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应对网络舆情的民意监督,建立网络舆情的快速反应机制,构建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建设责任政府,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考量地方政府政治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

本研究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因素。研究假设为,地方政府的透明性和回应性是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政府公关技巧则不是。运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的数据,对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政府透明性和回应性的提升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增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政府的公关技巧水平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则不存在相关关系,因而认为其对政府公信力的作用尚难确定。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地方政府提升公信力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基于网络舆情分类的舆情应对研究

<正>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舆情,政府相应的可采取以下5种应对策略:(1)"淡化式"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先由事件主体自行处理,在适当时候介入,调停事件矛盾,有利于避免网络舆情过早、过多的给政府施加责任或将舆情指向转至政府。(2)"萌芽式"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一是第一时间通报网络舆情,主动了解事件真相,协调有关部门处置;二是转入网络舆情监测工作,观察后续舆情动态和事件处置效果。(3)"强力式"     

完善政府公众诉求回应体系,打造回应型政府——以九江市政府“民声直通车”为例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完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建设回应型政府,大体形成了以电话热线为主的民声快递模式、以民众参与为主的开放式决策模式和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网络问政模式等三种模式。江西省九江市政府以完善"民声直通车"为抓手,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在打造回应型政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政府应贯彻公民导向、顾客导向、结果导向的原则,在突出特色、解决问题、体现实效、赢得民心上狠下工夫,建立电话热线、网上问政双平台,融合民声快递、参与式决策、网络问政三种模式,打造全国一流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网络舆情的分级响应与处置

网络舆情扩散迅猛,影响力巨大,要做到科学化应对,地方政府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完善的日常监测系统,根据舆情性质、影响程度、涉及范围等因素将捕捉到的各种舆情信息划归为不同的预警等级,面对网络民意,建立快速回应机制;针对负面舆情,建立调控引导机制;应对重大舆情,建立联动应急机制,有效开展全方位差异化的应对处置。     

突发事件应对中地方政府的网络沟通策略探析

网络新闻媒体已成为继平面媒体之后的又一新兴媒介,它通过网络传播而形成的网络舆情,其在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向上的特有特点,对政府的一些行为起到了特殊的监督作用。对于一些突发性事件或敏感性事件,网络易形成相关舆论,这便于政府的调查,也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知情权,更好地监督政府,使其实现善治。但其同时存在缺陷,需要政府重视网络舆情对其政府管理的作用,加强网络沟通,并妥善应对。     

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基于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分析

政治系统理论为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提供了解释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问政系统面临的环境越复杂,政府回应的速度越慢。具体而言,网络问政事件的主题与公权力行使关联越紧密,事件活跃时间越长,事件活跃度越高,政府回应速度就越慢。此外,网络问政指向为群体或组织相比于指向为个人的事件,政府的回应速度较慢。基于此,为提高网络问政的回应速度,政府应及时把握网络舆情,掌控网络问政环境;加强内部规范建设,提高自身服务能力;灵活处理社会关系,建立"双线"联动机制。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状况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生活以及地方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直接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状况相关,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近几年发生如躲猫猫事件、周老虎事件、     

公众回应性：服务行政的核心特征——服务型政府回应机制的流程与制度设计

"服务行政"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了满足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需要,政府首先就必须确立一套新型的区别于以往"政府本位主义"的回应机制,它以人民本位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以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为运行特征,且具有较高水平的回应敏感度和回复有效度,明确了回应工作的责任.可以预见,新型回应机制的确立对于我国行政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都会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回应型政府的建设——以网络、手机信息的影响为视角

网络、手机等传媒在当今已不能仅仅看作是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它们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反馈、对公共治理也发挥着作用。建设回应型的政府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网络、手机又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着独特的影响,继而成为当今建设回应型政府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公共治理强调的主体多元、过程互动以及灵活效率都是回应型政府的特征。建设回应型政府正是政府治理范武变革与再造的目标,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