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治理:邻避冲突治理优化的新视角

邻避冲突作为一个国际性难题,对社会善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治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邻避冲突治理模式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包容性治理以平等、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为邻避冲突治理优化提供了新视角。笔者在包容性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深入研究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政府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探讨邻避冲突治理优化路径,以期为邻避困境的有效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法治”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及实现机制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城镇化转变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完全主导的单一中心向以政府有限主导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政策全能主义"下的运动式向"法治中心主义"下的法治化转变;治理目标由"以物为本"的工具化向"以人为本"的价值化转变。实现这一治理模式,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多元参与动力机制;以法治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领域改革,构建制度保障机制;坚持统筹兼顾,化解冲突,构建利益协调和监督机制。     

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

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已处于全球化进程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引发"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下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与高失业率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的惯性影响,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上的战略收缩,是导致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从而导致逆全球化出现的主要原因。"逆全球化"浪潮只能严重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与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成果,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致力于以"中国方案"和"中国应对"参与新一轮全球化规则的建设与全球治理,在推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贡献包括"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治理规则等公共产品,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引领新全球化的进程。     

“平安北京”建设与志愿组织参与

"三个北京"建设是"后奥运"时期北京城市发展的行动指针,志愿服务组织是"三个北京"建设的主体力量.志愿服务组织多种途径参与"后奥运"时期"平安北京"、"法治北京"建设,是实现首都城市治理模式转变与推进志愿服务事业法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政府治理理念重塑基础上的“新公共预算决策”

本文从新时期我国政府治理理念重塑的必要性入手,对政府治理理念重塑 的内涵"以公众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在此基础之 上,运用公共预算决策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从权力、信息、决策模式出发,建构了"新公共预 算决策"这一全新的理念。     

“城市大脑”: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及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提出,大数据作为一项新生驱动力,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变革。而"城市大脑"作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方案,探索了一条利用数据创新驱动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城市大脑"方案,结合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方法论与实践,试图论证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同时,考虑了数据安全、数据管理员责任、信息孤岛与数字鸿沟等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内生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十二五”时期的政府治理角色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政府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在治理中要实现政府角色的新定位,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来看,要在职能定位、机构组合、行为方式方面进行重大变革。     

“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治理角色的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政府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在治理中要实现政府角色的新定位,就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来看,要在职能定位、机构组合、行为方式方面进行重大变革。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补短板”语境中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方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角度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制度化的机制安排。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角度看,参与社会治理能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治理"内涵的丰富、外延的拓展,民主党派及其基层组织不断探索着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本文尝试在上海城市建设"补短板"的语境中寻找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新的切入点、着力点、发力点,在提升"补短板"自觉能动性、优化"补短板"工作环境、打造"补短板"信息枢纽、制造多样化"补短板"工具、积蓄"补短板"人才力量等方面,探索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合作治理视域下当前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机制构建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特别是环境冲突事件。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以及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等方面,阐释了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最后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顾客”比较

文章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顾客"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顾客"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之间的冲突,而多元公共行政观为我们化解这种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模式对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扩大了公民参与的空间,提升了公民的参与能力,使公民社会日渐成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拓宽公民参与的制度性空间,以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重思“善治”——兼评周安平对俞可平笔下“善治”概念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善治"的前提是"治理","治理"是为了克服官僚制效率低下这一弊端而被西方理论家所提倡以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做法,意在通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等众多行为主体的参与来提升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善治"与"治理"都强调效率,但"善治"在"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众参与的维度,其两大基本特征是效率与参与。"善治"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自动实现,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主体保障下才能实现,而这一点及"善治"中的效率和参与是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重思“善治”——兼评周安平对俞可平笔下“善治”概念的反思

"善治"的前提是"治理","治理"是为了克服官僚制效率低下这一弊端而被西方理论家所提倡以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做法,意在通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等众多行为主体的参与来提升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善治"与"治理"都强调效率,但"善治"在"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众参与的维度,其两大基本特征是效率与参与。"善治"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自动实现,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主体保障下才能实现,而这一点及"善治"中的效率和参与是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流动商贩“强制禁止”治理模式反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商贩呈现井喷式的发展状态,流动商贩治理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之一。在错误城市发展观的引导下,相关部门采用了"强制禁止"的治理模式。由于这种治理模式目标定位错误,手段单一,方式简单粗暴,缺乏柔性和弹性,因此,投入高但治理效果差,甚至导致流动商贩与城管的冲突,影响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通过对"强制禁止"治理模式的反思,以期推动城市流动商贩治理模式的转变,实现流动商贩受益、城市有序、群众满意的多赢局面,促进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新目标,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影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就社会组织而言,其战略地位由其在治理时代的参与角色、与政府职能转变和转移的关联、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地位,以及对社会和谐秩序的促进等决定,因此"十三五"时期应进一步提升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注意力和扶持力,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来确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原则和目标,并以简政放权和促进参与为落脚点来确定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工作议程和改革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