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反"运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及启示——兼论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下，发生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再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提前中断，把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导入了脱离中国国情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误区。     

“三反”“五反”运动中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一直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强有力的武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执政过程中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体现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运用、发展与创新。"三反""五反"运动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发起的针对变质干部与不法资本家的全国性运动,其过程中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景、内容、方法及特点等方面值得深入探究。     

政策执行失灵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能力提升研究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政府能力的高低.我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政策执行失灵现象.政策执行失灵对政府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完善政策执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必须树立执行理念,发展执行文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推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动态反馈分析——以“限塑令”为例

以"限塑令"这样的环保公共政策为例,运用史密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的制定、传达、执行及反馈四个环节,对环保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此,结合系统动力学基模理论,刻画了政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对象和政策本身四个子系统偏差制约环保公共政策实效满意度的增长上限基模。为了促进环保公共政策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产生良性循环,提出了四点建议,以期为环保公共政策良性运行助推基础力、内生成力、推进力、外生成力。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及其遏制之道

政策执行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的影响使得政策效果难以得到保障。"权力寻租"必然扭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危害社会公平,严重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行为的形成主要有行政道德失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决策主体权限不明确等原因。为此,要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工作,切实保证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受到有效制约,防止"权力寻租"行为的产生。     

"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复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政策执行缘何走样?——基于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案例研究

研究、探讨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破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梗阻现象,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维护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进而确保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内部层级间的互动以及基层政策执行者作用的发挥,鲜有研究聚焦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以及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借鉴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以及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政策执行过程,构建包含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在内的政策执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案例对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作用的发挥存在密切关联。具体来说,包括:决策机构刚性考核方式给执行机构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机构与政策执行者的分离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政策执行部门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关于利益问题的调适互动、政策本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的显著影响。     

对近几年来兴起的“撤村并社”运动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在国务院"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推动下,全国多地纷纷开展了以"撤村并社"为核心内容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撤村并社"运动的主要做法是将相邻的几个村庄合并到一起,统一盖楼。这场大规模运动在取得了较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政府行为的很多问题,如片面追求城镇数量和规模、对城镇化动力机制认识上的偏差、缺乏以农为本的思想、忽视农民的参与管理权等。这种政府行为的偏差应该尽快予以纠正,否则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模型——基于L县政策执行的实证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街头官僚的规则变通意愿势必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我们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在政策执行三重压力中介影响下构建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理论模型和拓展模型。在L县发放1320份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初始回归模型和调适回归模型,并用两个回归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双侧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和政策制度条件对规则变通的行为意愿具有最高的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显著性影响一般;政策不确定性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甚至出现负相关性;距离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中介作用显著。通过对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厘清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强弱的内在机理,进一步验证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拓展模型在L县的实践。     

"脱贫不脱政策"的片面执行何以发生? ——基于河南省4个脱贫摘帽村的分析

当前,"脱贫不脱政策"方针的片面执行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阻碍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已脱贫村落内部存在分支性政策执行优先级的失衡.通过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视角,对河南省中部的4个已脱贫摘帽村的案例分析发现,"片面执行"的发生逻辑是政策场域内部权威概念的迁移主导,直接推动因素是激励方向转变带来的执行主体变更.通过"片面执行"对基层政策场域的冲击衍生出三重变迁成本,它们分别影响着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运行的抗风险能力、已脱贫户的行动策略以及构建型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基于基层政策场域的资源禀赋限制,"片面执行"及衍生成本的治理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与例外性原则,而法理阐释则是巩固扶贫政策长期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路径.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研究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是指从"大跃进"运动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1957年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和对1956年冒进的批评引出了"社会问题",进入党和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大跃进"运动通过毛泽东、刘少奇等政治领袖人物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宣传,进入了政府议程。"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规划,包括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产生了严重失误,原因是: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原则。     

“三反”运动中的“武汉经验”

"三反"运动存在两个样本,即以反贪污为主要特色的"北京经验"和以反官僚主义为主要特色的"武汉经验"。"武汉经验"的典型注释就是当时曾轰动全国的"纪凯夫事件"。从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纠正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压制民主、拒绝批评的官僚主义作风出发,此案的处理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也因此存在着过宽、过重之处。"武汉经验"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对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大力支持,对压制民主、拒绝批评、脱离群众的政治危险,表现出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开展了雷厉风行的打击。但官僚主义现象却不是短期所能完全克服的,"武汉经验"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则和基本措施。     

“智慧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上海“两张网”建设为例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等,"智慧政府"应运而生。上海"两张网"建设通过价值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数据支撑、技术赋能等,打造出"以人为本"的上海样本。今后,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完成流程再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开放与共享,加强安全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和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贫困户精准识别“回头看”——基于江西省Y镇的考察

贫困户精准识别"回头看"政策具有双重属性:目标的确定性和效果的不确定性。目标是确定的,将未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农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而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权威等扶贫资源在政策内外在因素之间的配置影响着执行结果。短期来看,有限的扶贫资源投入到政策内在因素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结果的确定性。而长期来看,充足的扶贫资源投入到外在因素中是实现精准识别的关键。     

“反公共地悲剧”:政策执行网络困境解析

政策执行的网络化使得政策执行日益复杂,而政策执行网络涉及的多个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协调和合作,则使政策执行可能出现"反公共地悲剧"现象,这将导致"政策执行鸿沟"的出现.